祖国·土地与自由

    键下这行悲哀而忧伤的标题：祖国·土地与自由。

    我不知道这行文字与文本本身有多大的关系，我说不清这行文字是不是也在
“文学”的范畴内，但这行文字对我的阅读是一个困扰。我无法回避这个困扰，就
像我无法回避对“极端写实”的思考，就像读完《一个人的圣经》之后不得不与《
灵山》作比较，随之的感觉，就像从空中坠落到地上一样粉身碎骨。《一个人的圣
经》给我的震撼比《灵山》中的拷问给我的震动要强烈十倍，百倍。

    如果一个人生活在这样一片辽阔的国土上，而他没有自己私人空间，如果一个
作家生活在这一片辽阔的国土上却不能自由发表自己的作品，这个祖国对他还有什
么意义？这片土地上的风光再美，对这么一个作家来说还有什么意义？

    如果从属这个这片土地的那个文化，对创新思想和异类艺术都不能包容，接纳，
无论那文化怎么古老厚重悠远，对于这个作家来说又有什么意义？你爱他们，可他
们要灭掉你。

    为什么要一个人，一个艺术家作家要为这么一个祖国，这么一片土地背负历史、
文化、政治、道德的沉重的包袱，甘愿扭曲自己？

    读《灵山》的时候我竟忽视了这个问题。或许我已经麻木了，或许我跟随作家
文字进入了空灵的禅宗境界，已经不在乎身在何处，生活在何处。但是我在读《一
个人的圣经》的时候，时时刻刻都感到这些镶嵌在文字中的发问。

    如果一种政治摧残艺术家的灵感，限制作家写作，不远离这样的政治？难道还
要靠近这样的政治？为什么要一个人，一个艺术家作家要为这么一个祖国，背负历
史、文化、政治、道德的沉重的包袱，甘愿扭曲自己？如果一种叙述方式对表达作
家的感受是一种限制，那么就解构这样的叙述方式。

    有什么必要把本属于自己的生命的时间耗在那些不会有结果的争论上，耗在一
种不会有结果的无谓抵抗和周旋上？当一个作家的“写作自由”不是自己的，而是
政治和制度给予的，这种寄“政治”与“制度”篱下的写作还有什么意义？

    说不清这是小说本身的内容给我的震撼，还是“极端写实”赋予小说文本艺术
感染力所致。女人、性爱、自由、文学、写作、祖国、土地、政治、革命、党、人、
作家、自我、空间、自我空间、梦、没有主义……都是这两部小说里的关键词。我
不能肯定这些关键词的词义从《灵山》到《一个人的圣经》，是“递进”还是“解
构”。但是我感到“祖国”“土地”“自由”这样的词远比“女人”“性爱”“文
学”那样的词要沉重敏感得多。如果以为《一个人的圣经》仅仅是“极端写实”作
家和女人之间的性爱关系，如果把“性爱”理解为“自渎”和“自虐”，仅仅把这
样的“自渎”和“自虐”理解为“后现代”，无疑是偏颇的。

    “极端写实”对那个“祖国”和那片“土地”的态度，远比“极端写实”与女
人的性爱关系“的来得刺激。”祖国“”土地“”自由“是一组高尚而神圣的名词。
如果说小说有”主题“，这三个”词组“就是构成所有史诗或史诗型的长篇小说必
然的永恒主题。

    但是古老的中文辞典里没有“自由”这个词。“自由”是一个外来词汇。分析
《一个人的圣经》时候，我把这三个词排列在一起，发现它们的之间的关系不是并
列的，而是相互否定的，是逆向的。“祖国”和“土地”否定“自由”：“自由”
否定“祖国”和“土地”。

    这是唯高行健所有的独特认知，是唯《一个人的圣经》之独特主题。在他之先
没有一位华文作家用这样一个“逆向否定”表现过这个主题。没有一位华文作家敢
于如此透明地表现这么一个沉重的主题。没有一位华文作家用“极端写实”的如此
极端的写作手法来表现这一段令人困惑的历史和狼狈不堪的个人经历，毫不掩盖地
亮出自己的全部。也没有人像他这样为了这个“自由”敢于孤独地向世界发问：
“作家需要祖国吗？”

    在《一个人的圣经》里作家已经不再拷问自己。他认同了命运，认同了幻灭，
认同了自渎，认同了垃圾，但这些文字中的文字，文字背后的文字依然在强烈地拷
问读者。

    我不知道小说读到这个份上是好还是不好。我害怕沿着这个思路去想现实中的
自己和自己的现实生活。我害怕回顾自己的写作。这会儿房间里的温度是摄氏24度。
汗珠顺着我的额角往下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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