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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兰州后她每个周末都约我去看戏，星期天去逛公园，都是她花钱。这个姑
娘是上海同济大学的学生，比我早毕业两年，是省建工局的技术员，工资比我还要
高一级，月薪84元。她元旦回家探亲，——她的家也在北京——临走问我带什么东
西不？我买了点哈密瓜干和葡萄干叫她捎去。碰巧她父亲也在建工部工作，她回去
一打听就把这些东西送到我家去了，与我的家人见了面。她回家探亲还没回到兰州，
我父亲就来了信，说，你托杨某带的瓜干收到了。杨某对你的评价很好。我们全家
人都看出来她对你有好感。她的学历和收入都不低，可是我们认为还是淑敏优点多。

　　我们不希望淑敏小小的心灵受到打击和伤害。你可不要喜新厌旧顾此失彼。过
了几天，我姐也来了信，说，祥年，我和你姐夫都有预感，看起来你和淑敏的婚事
成不了了啦。你是不是觉得远水不解近渴——淑敏到今年夏天才能高中毕业，还要
上大学，你等不住，怕她将来有什么变化，把你的婚事耽误了？

　　我和你姐夫的意见，还是杨某对你更合适也更现实。

　　其实，我从心眼里是喜欢淑敏的——我以貌取人：那位姓杨的姑娘就是个子高
一些，长得白，可长了个单眼皮，是个胖丫头，身材长相都比不上淑敏，我看不上
她。不过我觉得姐姐说的话也有道理：淑敏要上四年大学。四年，可不是四天四个
月呀，她真要是上完大学变了心，可真就把我闪下了！于是我把姐姐的话写信告诉
了淑敏。我的意思是告诉她，我等着你，你可不能变心呀。她很快就复信了，信中
说，我是真爱你的，你不要不放心。

　　你要是不放心，我今年寒假就到兰州去和你同居，以表心迹。就是我父母亲拦
我，我也不听他们的。

　　不是在兰州，而是在北京——1957年的春节，我回家探亲——我先到石家庄看
她，然后一起去我家。在北京下了火车，去我家之前，我们在广武门的旅社里同居
了一天。只是我运气不好，我回家就一个星期的假期，而那几天她正好来例假。我
们虽然在一间房子里住了一夜却未能尝到禁果。这次探亲后回到兰州，再写信的时
候，我称呼她爱妻。她呢，也在信中写：祥年，我的夫。她还在信中说，将来我们
有了孩子，要把他培养成一名出色的画家，或者是运动健将。我和她还没有成为夫
妻，但从感情上却胜似夫妻。我们鱼雁传书，频繁地表达着自己的感情和对于爱情
生活的渴望，设计着未来生活的美景。可是，反右斗争开始了……我成了右派！

　　从1957年底开始，我就再也没给她写信，因为这时已经宣布我为右派了。我觉
得我不配她了，不能再和她恋爱了。再要是给她写信，再恋着她，那我就是在害她。

　　我原以为，不再给她写信了，就可以切断我们的恋情了，可是我错了，到了夹
边沟的艰苦环境之后，我对于她的思念竟然愈发强烈了。在劳教分子的宿舍里，在
寒冷难眠的长夜里，我经常想起她妩媚的面孔，想起她柔软的身体，想起两个春节
我回北京探亲，她住在我家里，她拉琴我唱歌或者我们俩一起唱歌的情景……

　　终于，我对淑敏的想念发展到了不能遏止的地步：我想逃跑去看她。那时候我
什么都不顾了，心想一定要见她一次，然后叫我去死都行……

　　同1959年的春节一样，1960年的春节到来之前半个月，农场又把右派当中有表
演才能的男女抽出来排练节目，准备节日演出。去年我和省京剧团、秦腔剧团的几
个演员以及几个票友演了整场的京剧《失。空。斩》，今年我们还是演《失‘空。

　　斩》。由于长期饥饿和劳累，演员们都两腿发软，没有了排新戏的创新精神，
演戏只不过是为了逃避劳动，混一顿夜间的加餐。我的腿也发软，发飘，但相比而
言比别人强些，因为我参加重体力劳动少，体能的消耗比别人少。

　　离着春节还有一个星期，我逃跑了。那天夜里我们点着汽灯排练节目，到12点
钟吃完加餐，就都散伙了，回宿舍睡觉。我也躺下了，装睡，没脱衣裳。睡了大约
一个多小时，我就爬起来了。把一只皮箱塞进被窝里，枕头摆好，枕头上还放了一
顶前两天拣来的破棉帽子，用被子遮住一半，造成一种假相：李祥年睡在这里。如
果队长或管教干部进来查夜，不拉被子是发现不了的。这样，天亮之前不会有人发
现我逃跑了。

　　那时候夜里院子里有人值班巡逻，防止右派逃跑。右派们初到夹边沟的时候投
人逃跑，大都对党很虔诚，都想经过劳动改造摘掉帽子解除教养回家去，争取个好
的出路。可是五九年的国庆节开大会的时候，全农场只有三个人摘了帽子，解除劳
动教养，却还必须在夹边沟就业，一月挣24元。于是人们明白了，劳动教养改造思
想是一片谎言，是欺骗，所有的人实质上都判了无期徒刑，劳动改造遥遥无期。人
们都绝望了，铤而走险逃跑的人随之多了起来。为了预防逃跑，农场每到夜间就派
管教干部和右派中的积极分子值班和巡逻。为了避免遇到值班干部和积极分子。我
把棉帽子、水壶和几个存下的干馍馍藏在贴身的棉袄里边。外边披了一件蓝棉布大
衣，装成上厕所的样子进了厕所，然后从院墙上翻过去落在农场大院的外边。

　　我没敢走当年从酒泉来夹边沟的公路。我不清楚，从酒（泉）金（塔）公路通
向夹边沟的五公里必经大道上会不会有人巡逻；从这条公路走要经过两条河流上的
两道便桥，这条路最便捷。我顺着基建队大院外边的通往新添墩分场的大道往西走，
经过五八年建的炼钢厂——几间平房，早就改为农场卫生所的太平问了——再往南
拐，穿过卯家山口，走到清水河边。由于是三九隆冬，河上结了厚厚的冰，我踩着
白冰过了河。穿过一片田野，又走过同样是冰封雪盖的北大河，我的脚就踏上了直
通酒泉的酒金公路。

　　当然我不敢大摇大摆地顺着公路走。我仅仅沿着公路快速地走了几公里，使自
己以最快的速度离得夹边沟远一些，然后就下了公路，在长满了芨芨草或碱蓬的荒
原上前行，深一脚浅一脚的。我还不能离公路太远，以防迷失道路。我不得不在荒
野上赶路：一旦农场发现我逃跑了，管教干部就会骑着马追上来。

　　我原计划在天亮之前走到酒泉县的，可是八点多了，天已拂晓了却还看不见县
城，只有黄沙铺就的公路和残雪映衬下显得黑楚楚的耕地在我面前坦坦荡荡展开。

　　两辆拉麦草的大轱辘车吱吱咕咕地行驶在公路上，还有赶车的农民。

　　又走了两个小时，我才走进县城。

　　进了城我立即在一个小旅馆里用偷来的一位兰。州炼油厂的右派的工作证登记
了一间房子。我估计夹边沟农场已经发现我逃跑了，领导派出的管教干部和积极分
子们已经坐着汽车或骑着马往县城和火车站来追捕我了。他们估计我不敢进旅馆，
我却偏要住在旅馆里。

　　在旅馆藏匿了一天一夜，转天清晨，我赶到了酒泉火车站，躲在站台对面的一
个土坑里。

　　大约九点多钟，一列从哈密开来的客车进了站。我没敢去买车票，从车下钻过
去之后我立即融进了拥挤着上车的人群里钻进车厢。年关在即，旅客熙熙攘攘，挤
得车厢里水泄不通。我坐在车厢中间的过道里垂着头打盹，一次车票都没有查，二
十几个小时之后我就到了兰州。不敢出站，怕有人在出站口等着我，——真是疑神
疑鬼呀——我往东走了一截，找到支线上闲置着的一截车厢爬了进去。等到下午，
我又上了36次从西宁开往北京的快车。我的运气真好，从兰州去北京的客车比从哈
密开来的更拥挤，也没人查票，四十多个小时，我蜷缩在一排座椅下边睡到了石家
庄。

　　对于石家庄我已经很熟悉了，我在这儿实习过，1956年和1957年两次回家探亲
我都来过这儿，五七年还在淑敏家住过半个月。我很快地就上了一辆公共汽车，在
离着淑敏家不远的一条街道上下车，找了一家旅馆住下来。翌日，我先去洗了澡理
了发，然后去市场买了两只鸡提到旅馆。我的气色难看，一直等到天黑，我才提着
鸡住淑敏家走去。

　　真是太巧了。还没走到淑敏家门口，我就遇到了她和她姐，她俩推着一辆自行
车和我走了个迎面。我当时戴着口罩，没戴帽子，她一眼就认了出来，惊讶地叫了
一声：呀！这不是祥年吗？

　　我从她的表情看出来，她看见我很惊讶，但声音里又充满了惊喜。这时我倒有
点难为情和尴尬了。自从1957年年底我被划成右派之后，就再也没给她写过信，她
几次寄信给我我也没复信。她可能早就以为我变心了，不爱她了，所以这次见她才
表现出如此的惊诧。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话，我只觉得我的心揪紧了，身上发冷，脸却发烧。我吱
唔了一声，算是和她打招呼。接着，为了避免她再问我什么，我采取主动说，你们
这是上哪儿去？

　　她姐回答，我们想到一个老师家去看看。

　　我说去吧，你们去吧。我去你们家。

　　淑敏说不去了，不去了，走，咱们一起回家。

　　淑敏和她姐把我让进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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