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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冷，雪是难以融化的，她等了两天，机务队还是不出车。

　　这一来她的心揪紧了：早去两天，可能看得见王景超。晚两天就可能成了终生
遗憾。她便去找机务队长。机务队长说，老和，这事我做不了主呀，你问问牛副场
长去吧，他说出车就出车，出了事我也好说话。

　　驾驶员说的牛副场长，是她最不愿意看见的场领导：她害怕他。她是1959年10
月从十工农场调到玉门县的黄花农场的，接着又调到安西县的四工农场，先是在四
工二站劳动。后来场部下了一道命令，所有的女右派——仅四个人——都调到位于
场部的三站来。她当时没来，因为二队都是右派，大家一起受苦，一起学习，人和
人是平等的；场部干部多，在干部们的眼皮下工作，政治上的压力太大。这个牛副
场长听说她没来，便对二站站长说，那个小右派再要是不来，就叫人捆过来。她吓
得当天就自己扛着行李到三站报到了。

　　此刻，为了早点见到王景超，她不得不硬着头皮去求牛副场长。正好场长们在
会议室开会，她便站在门口等着。等到牛副场长出来上厕所，赶紧上前说了自己的
要求。牛副场长不耐烦地听她说完，说了一句：滚球开，这么厚的雪能出车吗？就
去厕所了。

　　她默默地回宿舍去了，接着等。

　　这一等又是四天。到了1961年1 月4 日，才有一辆卡车去柳园火车站，原来是
牛副场长要去酒泉开会。她坐在车槽里到「柳园，上了从哈密开来的列车。这四天
也没有白等：从元月一日开始，右派和就业人员的口粮增长到了二十四斤，并且，
场部还杀了两口猪，连着做了两顿猪肉熬白菜。猪肉很瘦，菜里又没酱油，白菜里
边的猪肉白花花的。她只是吃了白菜，而把肉片挑出来装在茶缸子里，带给丈夫。

　　从哈密来的列车人满为患，因为年关将近，新疆、青海的人们都往内地走。她
好不容易上了车，车门口连站脚之地都没有，只好挤挤碰碰往车厢中间走。挤到车
厢中央才有了站脚的地方。挤了挤，她在车厢地板上坐下来。她的体质很弱，站着
是不行的，到高台县需要六七个小时。这时又累又冷，眼皮也睁不开了。她抱着膝
盖想睡一会儿，却怎么也睡不着，她担忧起景超的命运来了，不知道她能不能见着
他。

　　她和景超是同时在甘肃日报社定为右派的。1957年的早春天气，景超写了一篇
杂文《略论“行政手段”》。全文仅一千多字，但景超博古论今，指出今日诸多问
题的形成，盖因为有人迷信权力，崇拜圣君，大搞造神运动。以至自上而下一呼百
诺，层层只对上级负责，却忘记了对衣食父母的人民大众负责。景超才华出众，气
势贯虹，当时的部门负责人认为这是一篇难得的甲等稿件，刊在三版头条发出。文
章见报，报社轰动，同人争相拜读。在人们叹为观止、好评如云之时，景超又连续
写出《为“三脱”干部叫屈》和《关于抵触情绪》，针砭时弊、击中要害。全报社
交口称赞。但是反右斗争一来，景超即被打成极右分子。由于不能和丈夫划清界限
和替丈夫辩解，和桑亦被定为右派分子。

　　1958年4 月下旬，夫妻双双告别父母和幼小的孩子流放河西走廊。

　　由于“罪行”轻重有别，惩处也就不同。火车经过酒泉，极右分子王景超被一
名保卫干部“护送”去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和桑与另外几名右派继续西行到了峡
东火车站下车。峡东就是星星峡东的一个地方，当年红四方面军二万多将士西征，
在千里河西走廊被马步芳匪军围追阻截，几乎全军覆灭，仅剩余部数百人从星星峡
进入新疆，结束了他们苦难的历程。和桑与她的几位同事却是从这里开始走上荆棘
之路。他们辗转来到了安西县十工农场，接受劳动改造。

　　初到夹边沟，景超就写信告诉她，每天要劳动十二个小时。

　　甚至十六个小时。景超是个有情有义的人，过去外出采访，三四天就要寄封信
来，抒写思念之情，可是从夹边沟来的第一封信却说，以后一月写两封信就行了。

　　信还写得干巴巴的，信封还没有封口。她判断，劳教农场寄信是有限制的，且
要检查……

　　和桑曾经告诉过我，初到十工农场，一位姓周的副书记和一位姓李的副场长和
他们开了座谈会。两位场领导亲切地叫他们同志，叫他们安下了心参加劳动，改造
思想。特别是那位李副场长和蔼地说他们：你们是国家干部，知识分子，犯了点错
误不要紧，只要改正错误，组织很快就会叫你们回省城的。

　　这时我打断了和桑的话：和老师，你说的两位领导名叫李学福和周世杰吧？和
桑一惊：你怎么知道？我回答，不光知道，我还很熟悉他们。我是1965年的支边青
年，刚到兵团就在安西县小宛农场开荒。小宛农场的编制是甘肃生产建设兵团农建
十一师六团，我们的团长叫李学福。李学福跟我讲过，他是桥东乡的人，农民出身，
土改时期当过农会主席。县委书记看上了他，调他到县人委当食堂管理员。1953年
冬季，书记叫他去办农场，他领着两个人赶一辆马车建起了十工农场。仅两年的时
间，农场发展壮大到一百多名工人，打下的粮食仓库里放不下，便在干燥的地方挖
坑，垫上麦草再铺上芨芨草席，把粮食倒讲去。再盖上麦草，抹上草泥。1959年十
工农场和玉门县黄花乡的一个劳改农场交换，李学福和他手下的职工去了黄花农场，
那个劳改农场的犯人来到十工，十工就改成劳改农场了，它的内部名称是甘肃省第
八劳动改造管教支队。再后来，兵团成立农六团——小宛农场，他从黄花农场调来
当了团长。李学福不是长个农民式的脸吗，土里土气？

　　和桑说，对对，你说得对。李学福那人长得的确像个农民。

　　不光长相是农民，而且也有农民式的心肠，朴实善良。他从来不训斥右派，不
叫我们右派，还要求全场的职工也不准叫我们右派，要叫同志。我记得这么一件事，
有一次有个叫司峒山的右派和一名年轻工人不知为什么事吵起架来，那个工人骂他
右派，他就回嘴：你看你的右派爷爷哪一点不如你！他们两人吵架的时候正好李副
场长从旁边走过，听见了，但他不训斥司峒山，反而批评那个职工：谁叫你骂人家
右派的！李副场长对右派确实好。

　　我们在十工劳动两年，从来就没挨过饿，更不要说饿死人！

　　和桑还说，十工农场领导人的高度的人道主义精神。我估计就全国来说不是绝
无仅有也是屈指可数。1959年10月，上级领导决定十工农场的职工和饮马二场——
就是你说的黄花农场——调换，原因是饮马二场是劳改队，而它附近建起了一家军
工企业，劳改队成了军工企业的不安全因素，必须迁移。按照上级规定，我们这些
右派分子是不能去黄花农场的，要把我们集中到四工农场去。四工农场全是二劳改
：右派分子和劳改期满后的就业人员。十工农场的领导们就像辛德勒救集中营的犹
太人～样，冒着挨批平受处分的风险，把几十名右派的名字写进了职工名单，带到
了黄花农场，其中就包括我。

　　可是到了黄花才一个月，有一天李学福来找我，说，和桑同志，看来黄花你是
待不住了。我问出什么事了？他说：今年春节，咱们场的宣传队不是去四工农场演
过节目吗，四工农场的领导认下你了，来公函指名道姓要你去四工农场。我当时求
他：李场长，你想个办法叫我留在黄花吧。李场长说，不行呀，现在人家只是要你
一个人，你要是不去，人家跟上级一反映，那几十个人也就留不住喽。

　　于是，我到了四工农场。

　　四工农场的右派，我不是跟你说了吗，1960年饿死了百分之三十。

　　和桑在列车上坐了整整七个小时，天黑透了才到明水河事站。四工农场的人们
告诉过她，去明水农场不能在高台车站下车，而是要在明水河车站下车，明水农场
离车站就三公里，半小时就能走到。她是在明水河车站下了车，可是又不知道明水
农场在什么地方，怎么走。她在铁路上走来走去，想找个人问问可是她的脚下连站
台也没有，看不见一个人。只有夜空下映着微弱亮光的皑皑雪野。风刮得很紧，天
空不知什么时候又飘起了雪花，她的衣裳已经被风刮透了。后来她看见了不远处有
一块黄色的亮光。走近了才看出是一间小小的扳道房，只有一个工人坐在椅子上打
盹，桌子上放着一盏风灯。

　　和桑敲开了房门问，同志，去明水农场的路怎么走？

　　那工人看清了是个青年妇女，说，这么晚了，你要去明水农场？

　　嗯。我是要去那儿。

　　那还有七八里路，你一个女人去那儿，不安全吧。

　　不怕，我走惯夜路了。

　　路上可是一个人也没有呀。这地方有狼。

　　有狼？

　　是呀，我在这房子里，天天都听见狼嚎。

　　和桑犹豫了一下：那……我也得去。

　　那人看出了她的犹豫，说，大嫂，我劝你还是住一夜吧。这路基的下边，有几
问房子；那里住着我们铁路上的几个家属。我可以帮你找个住处。太黑了，你一个
女人家，走夜路真是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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