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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午时分，一个名叫王志穿着旧军装的右派来找和桑，说是队长派他来的，把
她送到火车站去。王志帮她提着行李——她从四工带出来的衣裳和一条毛毯——跟
着其他人拖拖拉拉步行上路了。

　　半路上，她看见王志气喘吁吁的样子。便把自己书包里的最后一个花卷给了他。

　　她问王志，你怎么不拿行李？王志回答，领导不叫他走，因为他还走得动路。
领导说，所有的右派离开明水以后，他才能回家。后来和桑才知道了，这个王志并
非等闲之辈。她是西北军区战斗文工团的编剧，写过几部在全国都很响亮的话剧和
歌剧。

　　天黑时分火车到站。这一列火车多拉了一节车厢，是专为明水和提前七八天接
到碱泉子农场去养病的右派准备的，进站时空着。但是车门打开，那些高台县的其
他旅客也都涌了过来。

　　右派们和其他旅客都往上挤，如同洪水淹了黄河源，逃难一般。

　　有个临洮县的右派被人挤倒了，跌在站台下的枕木上，没再爬起来。一位管教
干部把他拉上来，人已经断气了。

　　右派们上车，正是开晚饭的时候，但是列车员告知大家，他们的那份烧饼被管
教干部买走了。有人去要，管教干部说一会儿送来，又迟迟没有送来。和桑的花卷
在明水时送给那些妇女、孩子吃掉了，此刻只好饿着。一个来看右派儿子的陕西农
民给了点炒面叫她充饥。

　　在列车上，她一个人也不认识。她静静坐着，听见有人说了一句话：听说王景
超的家属来了。她立即对那人说，我就是！你认识王景超吗？那人回答：我和王景
超是一个队的。

　　你能讲点王景超的事吗？

　　王景超呀，这人正派，对人不卑不亢。此人叫邹春生。西北军区工农速成中学
的文化科科长，三八式干部，右派加坏分子。

　　他被戴上坏分子的帽子，是因为进城后要和当军医的妻子离婚。

　　未获批准，就与一青年女教师同居并生了孩子。重婚罪。

　　旁边还坐着一位l 临洮县一中的教师，问和桑：你去了王景超的坟吗？

　　她回答：管教干部说远，没去成。

　　临洮人说：很近，也就两百公尺。

　　附记：和桑是在兰州市五泉山公园附近的西北民族学院她的家中接受作者采访
的。讲完了去明水探望丈夫的故事，她停顿一下说，王景超的故事还没有讲完，我
的故事也仅仅开了个头，你还想知道后边的事吗？于是她接着讲下去：前边我对你
讲了，我是下决心不在四工农场改造思想跑回兰州来的。由于我的行动正好和抢救
人命释放右派回家合拍，结果并投有招来什么灾祸。1961年9 月，报社还宣布摘去
我和王景超的右派帽子，：1962年10月又恢复我的工作。当然，摘帽右派是不能再
搞编辑工作了，领导安排我到资料室管图书。这时候我就想，干事业是无从谈起了，
那就抚养孩子吧，平平安安度过余生吧。于是，我第二次结婚了，丈夫是西北民族
学院的一位讲师，也是摘帽右派。可是我的家庭又一次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西北
民族学院停办了，丈夫被下放到甘南藏族自治州。

　　接着文化大革命开始，1968年清队又把我揪了出来，批判，斗争，并于1969年
再次戴上右派帽子，开除公职，遣送到会宁县六十里铺交农民监督劳动。监督劳动
了四年，1972年我听到消息要对文革清队的问题进行甄别，我就又擅自跑回了兰州，
找军管组要求重新审查我的问题。我不断地找，反复地找，到了1974年8 月，军管
组终于承认错整了我，将我收回报社并第二次摘掉了我的右派帽子。既然承认整错
了，就该恢复我的工作，但领导却通知我去甘南州民族学校当教师，说是照顾我和
丈夫团聚。

　　并且我被告知：同意也得去，不同意也得去，如果三个月内不去甘南州，即以
自动离职论处。我是不愿意离开兰州的，我还有八十多岁的老母需要照顾，甘南州
海拔2900公尺，属高寒地区，我不能把老母亲带去呀。但是，那个时代，离职就无
法生活，无奈之下我还是去了甘南州。在甘南州又过了四年，1978年，我的问题才
得到彻底解决，右派问题改正了。正好这时民院重新开办，我便随丈夫调到民院汉
语系工作。

　　1983年，丈夫因为患癌症去世了，我第二次又成为寡妇。

　　1983年我51岁。51岁的寡妇还是有人要的。有人登门来说合，但是被我谢绝了
：既然上天安排我这辈子要当寡妇，我何必再追求家庭的完美！这时候，我决心倾
注全力要做一件事情：把王景超的骸骨找回来。我这一生，自打四工农场回到兰州
以后的二十多年里，景超的死一直像磨盘一样压在我的心上：我觉得他不该那么早
就死去，他的死我是有责任的。我在他最困难的时候未能帮助他，未能去看望他。

　　我没有尽到一个妻子的责任，我对不起他呀。还有，这二十多年里，我经常想
起他，想起我们年轻时你敬我爱、亲亲热热的日子。随着时间的流失，这种思念之
情日益增长，不可遏止。我经常偷偷地哭泣。但是，二十几年来，我无力去做这件
事，因为生存是第一位的，我始终在为生存而奔波，而努力。再说，我不能在第二
个丈夫面前表现出对前夫的思念。想念景超只能是在无人或者夜深人静的时候偷偷
地哭泣。

　　现在丈夫死了，我不必掩盖对景超的思念了；孩子们也都成家了，不用我操心
了；生活也有保障了，不必为一日三餐发愁了。

　　我觉得是该去看看景超了，弥补我终生的遗憾。于是，我开始寻找当年夹边沟
的右派，打昕有关王景超的消息，哪怕是一星半点，一鳞半爪。终于，我的努力得
到了回报：1991年，一位家在高台县居住，曾经和我一起在十工农场劳动过的右派
高宗华来信说，他七十年代在碱泉子林场当过场长，领着几个工人在明水种树，发
现过几片右派们的坟地，每个荒冢旁压着一块石头，石头扣着的一面用红漆写有死
者的名字。他问我是不是愿意去找一找景超。接到他的信，我略事准备之后就带着
大儿子赶去了。

　　我们是坐兰州去酒泉的长途班车上路的。走到半截又遇上修路，耽误了七八个
小时。原先在电话里约好，下午五点钟高宗华在南华镇接我们，可是车到南华镇已
是午夜，我便担心起来：如果他五点没接到我们，认为我们改期了，就回家了，如
何是好？

　　于是我做了最坏的打算，车到南华镇叫司机多停一下，我下去找他，如果找不
到，我就坐车去酒泉。那年从明水步行去高台火车站，经过南华镇来的，那儿连个
旅馆都没有。南华镇离高台县城还有十多里路，夜里又没车。结果却是车到南华镇，
我还没有下车，就听见一个人喊，和桑！车上有个叫和桑的吗？我急忙回答，我就
是！

　　那天夜里我和儿子就住在高宗华家。他家住在离县城两里远的电力局下属一个
厂的宿舍里。第二天体息一下，第三天我们就去了明水。高宗华有一辆自行车，又
借了一辆，他和我儿子一人骑一辆，轮换驮着我。我们顺兰新公路走，然后右拐穿
过一片沙枣林，到了明水。

　　这次去明水，是8 月下旬，没有寒风，可以睁大眼睛看。当然了，30年前的那
场大雪也融化了，明水的草滩坦坦荡荡展示在我们面前：右派们住过的山水沟总共
是两条，东边一条，西边一条，两条沟的崖坎上都是同样的窑洞，有大有小。西边
的沟深，挖的窑洞也大，最大的一个窑洞我们进去看了看，可住二三十人。有一个
小窑洞，我们爬进去看了看，蹭了一身土，土壁上不知是谁用硬器刻下的两个字历
经30年依然赫然在目：生存！

　　我当年住过的地窝子早就拆掉了，遗迹尚存！

　　在明水我们整整待了一天，把所有的坟茔都跑遍了。高宗华当年在那儿当林场
场长时就管8 个人，他们在明水的荒滩上盖了几间平房，还打了机井，住了几年在
那儿植树。他对那片土地熟悉极了，哪儿有一座孤坟，哪儿有一片坟茔，了如指掌。

　　可是他带着我们找完一片坟茔又找一片坟茔，把每个坟冢旁的石块都翻了一通，
我们也没找到王景超的名字。每一块石头都必须仔细辨认，因为大多数石头经过风
雨剥蚀，红漆脱落了。有些红漆没脱落的，也是残缺不全。于是，在非常失望的情
况下，我把从兰州带来的香火和蜡烛点起来，烧了一沓烧纸，和孩子对着祁连山的
雪峰叩了三个头，并念了我从兰州就写好的祭文。我的祭文里是一首词，原文是这
样的：挽先夫景超。调寄《水调歌头》泣血何人知，断肠有谁怜；茫茫白雪无语，
与我共悲涓。

　　冤未平，人已去，此情痛煞凄绝，惊破戈壁天！同蹈苦和难，良人不回还。

　　声喑噎，心破碎，恨绵绵。沧桑巨变，万般痛楚未稍减。

　　血泪往昔忍顾，明水一别卅年，尸骨未能见，荒冢无觅处，长哭问苍天。

　　念完祭文，我悲痛不能自支，哭倒在坟茔之中。歇息良久，我们走上归途。这
时高宗华叹息说，唉，我要是十几年前知道你在哪里，通知你，你来就好了。那时
候石头上的宇清清楚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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