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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在省交通厅工作过的老人都记得，交通厅有过一个“三。二六”事件。

　　那是1958年的3 月26日，省交通厅和省交通厅下属单位的干部被集中到交通厅
的大礼堂开会。你知道不知道，五十年代的交通厅就在中山林，现在的省歌剧团那
儿。那一天，一下子抓了四十八个人，都是科以上的干部。那天进交通厅的时候。
我根本没想到会抓我的，因为我是省交通厅直属的甘肃省第一汽车修理厂的检验科
科长，大鸣大放期间带着一帮交通大学的学生搞实习，我就没参加大鸣大放。开会
的头天晚上，厂长还召集我们科的人开会，研究如何降低修车成本，提高修车质量
的问题，根本就没有抓我的什么预兆。所以那天进了交通厅，看见几个警察守住了
门，只许进不许出，房顶上也有警察爬着，压着机枪，只是心里暗暗吃惊，觉得出
什么事了，可万万没想到要抓我。

　　那天的大会是交通厅党组书记、副厅长李平主持的。他宣布了48个右派、反革
命、坏分子。前边的20个人，宣布一个铐一个，带出去。第21个是杨子恒，省交通
厅厅长，省民盟的主委，宣布他是极右分子。杨子恒把手举起来了，但没带手铐。
从他开始，后边的28个人都没带手铐，宣布开除公职，送夹边沟劳动教养。

　　杨子恒没去夹边沟，人家是上层人士，可以自谋职业，可以开除公职在家待着，
可我们其他人就不行了，全都押送到了夹边沟。我是最后的几个人当中的一个。我
是定的历史反革命，我上学时加入过国民党。

　　前边戴手铐的20个人都判刑了。

　　宣布我的名字的时候，身旁坐着几个大学生，有两个哭起来了，有一个问我，
怎么办？我没说话，把自己戴的罗马表摘了下来，叫他送到我家去。

　　到了夹边沟，我在农业队劳动了十几天，就被调到副业队去了。我是汽车修理
厂的工程师，到夹边沟农场几天，农场的司机就知道了，就跟场领导说，王新修是
大厂来的修理汽车的行家，就把我调到副业队了，专门修汽车。夹边沟农场里只有
两辆汽车，一辆是英国造的大卡车司蒂贝克，另一辆是美国造的大道奇。投车修的
时候就修农业机械，缝纫机和自行车。夹边沟农场原先是劳改农场，劳改犯转移走
时留下了十几辆自行车。那都是好自行车，三枪牌的，还有蓝翎。

　　在夹边沟农场，相比较而言，我是没受什么罪的：修汽车和农业机械是技术活，
不是很累，再说刚去时吃45斤口粮，也能吃饱。可是，交通厅去的其他人可就受苦
了。交通厅去的人大部分都是解放前就搞业务的知识分子，他们岁数大，原先就体
质弱，手无缚鸡之力，叫他们在基建队和农业队劳动，挖大渠、开荒、平田整地抬
土，累得受不了，粮食也不够吃，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这些人里，岁数最大的是王玉峰，那年他整六十岁。

　　我认识王玉峰很早了。我是抗日战争后期，1944年从重庆工学院——就是后来
的西南工学院——毕业的，学的汽车修理和维护专业。那时候没有毕业分配这一说，
只有招聘和应聘之说。当时国民党也在开发大西北，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运输统制局
战时西北运输管理局正在重庆招聘技术人员，我就报名了，录用了。国民党军事委
员会运输统制局战时西北运输管理局属下有八九个运输大队，我分在三大队。三大
队的驻地在酒泉县。于是我一下子从重庆到了酒泉县，在三大队当技术员，修理汽
车。

　　汽车修理工作是很辛苦的，全队一百八十辆汽车，哪儿都去。于是我经常跟车
去乌鲁木齐——那时叫迪化——去哈密……有时车在路上抛锚了，捎个信打个电话
来，我就要带着修理工开上汽车或搭着便车赶过去修车。

　　抗战时期，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运输统制局在甘新边界星星峡设有一个站。我看
到过许多人写的回忆录中说，抗战时经过柳园转运站去新疆去苏联或通过柳园转运
站进入甘肃。不对，柳园那时什么都没有，站是设在星星峡的。它也不叫转运站，
它的名字就叫西北运输管理局星星峡站。柳园到星星峡还有六十公里。对于这个问
题，《红旗飘飘》一书中有一篇《悲壮的历程》写得对，说几乎全军覆没的西路红
军几百人在李先念的率领下从河西走廊突围到了星星峡，新疆军阀盛世才派来十几
辆大卡车，从星星峡把他们接到了新疆。为什么盛世才派的汽车从星星峡接西路军
将士呢，就因为星星峡那时是甘肃最西边的一个统制局的站。这个站不大，站长、
站员加上招待所服务员共计不过三四十人，但是这个站很重要，苏联援华的战争物
资汽车、汽‘油，装在箱子里尚未组装的飞机，枪炮子弹，都是由苏联的司机开车
直接运到这里，交接和卸货，再由我国的司机开着他们开来的汽车或者用我们的汽
车把货物运往内地，运往抗日前线。那些苏联来的司机坐汽车去哈密，乘飞机返回
苏联。这个站既是转运站，又是汽车站，还是个驿站。从新疆来的旅客乘长途车到
了这儿要换甘肃的客车，要重新买票，要在这儿住宿；民间的商用汽车从哈密驶来，
必须在这儿过夜和加油；那些从巴丹吉林沙漠走出来还要去新疆的骆驼商队也要在
这儿歇息和养精蓄锐，然后才能走向几百里的戈壁瀚海……

　　这个站在现在的柳园火车站西边60公里处。那里是一片荒凉起伏的山峰。山不
高，山头像大海上奔腾向前的浪涛，是一片拥挤的丘陵。就是这片丘陵之间，有一
条像河道一样的峡谷。

　　人称星星峡。这是内地通往新疆的唯一通道。星星峡站在这条峡的西口，一片
宽阔平坦的荒滩，有一个能停二百多辆汽车的大院。院里有五六栋接待客人的平房，
每栋有十几间。有宽阔的堆放货物的仓库。

　　这个站的站长就是王玉峰。

　　我第一次见王玉峰是1944年的冬季。我们队的两辆汽车抛锚在星星峡和哈密之
问的甘新公路上，我从酒泉带了两个修理工开着一辆卡车赶去修理，然后返回，返
回时在星星峡站住了一宿。

　　那一次住宿，我就对王玉峰产生了深刻的印象。一个老实、热情、对工作很尽
职的人。那时他四十六七岁。

　　我们到那儿住下之后他亲自跑来看我们，问我们需要什么帮助。然后就招待我
们吃手抓羊肉，不要钱，登记个名字就行。

　　临睡觉还来问我们炕热不热？炉子旺不旺？

　　我以为我是运输管理局的干部，他才这样热情地接待。但后来我来这儿的次数
多了，才发现不光是对我们对本系统的人这样，举凡路过这儿的人都是这样热忱与
和蔼。商人，旅客，过往司机，凡是进了大院的人，凡在这儿吃顿饭和住宿的人他
都如此热忱。有一次一位老司机对我说，就是共产党的干部经过这里，他也一视同
仁热情接待。那司机已经在甘新公路上跑车多年了，他说新疆军阀盛世才原来和共
产党合作，一起反对蒋介石，但后来不知啥原因，盛世才与共产党反目成仇，在新
疆大肆抓捕和杀害共产党。许多共产党搭乘商人或者运输管理局的卡车经由星星峡
逃往关内，盛世才便派了特务守候在星星峡捕捉他们。有些共产党就是在王玉峰的
掩护下保全了性命的。这个司机说，那一年他跑车住在这里，亲眼看见几个穿便衣
的人从一间客房里抓了两个人出来，可是叫王玉峰拦住了。他大声地训斥那几个穿
便衣的人，说我不管你们是谁的人，我也不管你们抓的是不是共产党，反正我这个
院子里住的人，你不能抓。你要是不听话，我就叫人把你们抓起来。那几个人乖乖
地把人放了。

　　放了还不算完，他叫来稽查队的人把那几个穿便衣的人撵了出去，不叫他们在
招待所住了。

　　我相信那位老司机讲的话。运输管理局是个半军事化单位，直接归国民党军事
委员会领导，甘肃省和新疆省都管不着它。星星峡站的大院门口有管理局自己的稽
查队站岗，院里还有稽查队员巡逻。站长要是发话，稽查队就会把那些特务扣起来
的。

　　王玉峰非常敬业。抗日战争后期，由于苏联对德国作战，没有什么援华物资经
星星峡转运了，但这时在美国的援助下，国民党政府开发大西北的计划正在实行，
美国支援的物资和汽车又到了这里，人员的流动量比以前增加了，星星峡站和站外
已形成了一个热闹的小镇，店铺和旅馆有几十家。诺大的星星峡站，货物的装卸与
交接、汽车站的管理、客人的住宿、吃饭和安全，虽然他手下有七八个站员，但件
件事都要他督察和过问，每辆车上路他都要开路单，没有他开的路单，稽查队就要
扣下。那时他才四十五六岁，但他的前额上刻着深深的抬头纹，驼着脊背。你如果
有什么事找他，在他家中是找不到的。他总是在忙，他的身影在星星峡站的大院来
来去去的，没一刻闲暇时光。

　　王玉峰是山东人。五六岁随父亲跑关东到了东北。他在东北读过几年书，后来
被中长铁路录用。在铁路上由于自己的勤奋和努力，送到铁路的一个学校培训，后
来当了中长铁路东北境内的一个小车站的站长。东三省被日本人占领，他不愿当亡
国奴，随铁路职工撤退至西安。此时国民政府正大力开发西北大后方，——当时的
口号是开发西北，公路第一；发展西北，移民第一——他又参加了甘新公路的建设，
后来被派到星星峡当站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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