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我带着漂泊的心回到上海
离婚的消息,我仍然没有告诉妈妈,她还是知道了。这就是家庭秘密,什么
也不说,可是什么都知道。妈妈给我寄来一张回家的机票。我回家了,回到我曾
经一度遗弃的生活里去。当我推着行李从机场出来的时候,正如我所料,妈妈像
是迎接一只迷途知返的羔羊,她说:我讨厌说我早就警告过你了。她把我的结婚
与离婚说成好像是我一次不听话的后果,她把我压进她日渐增长的皱纹里,去整
日地数落。
我被她吵得不耐烦了,说:都是你的错,都是你的基因让我搞成今天这样。
讲完也觉得过分,又说:其实不是你,你只是牺牲品。
妈妈困惑地问:你什么意思?
指责你很方便。每次一发生什么我就埋怨你,总是有效,可以帮助我渡过难
关。
她冷笑:那这次又帮助你渡过什么难关?
离婚和堕胎都可以不指责自己。
她讽刺道:谢谢你,美国女儿。
对于人生的不成功,中国人更多指责自己。将自己的失败与过错归咎于父母,
那不是中国人的性格。当她觉得我不可理喻时,就将此归纳为美国性格。
命运对我太不公平了。我就是想不通他凭什么背叛我。我爸爸遭受了背叛,
我也遭受了背叛。我们父女俩怎么这么倒霉。
你丈夫没有背叛你,其实是你在背叛他。
为什么你也这么说?我捏着细软的嗓音,声音已经非常的体己,为什么要我
来承担背叛的名声?我对他是忠诚的。
因为你首先背叛了爱情。你根本就不爱他。你嫁给他只是为了逃避,为了跟
我赌气。
离婚这个结果是我妈妈和我都知道的,正如一次逆旅过客一样。现在经过了
漫长而忧郁的旅行之后又回到家里,我每天就干一件事:睡觉。睡累了起来活动
一下,最主要的活动就是和我妈妈吵架,然后又接着睡。我的回家,不过是家里
添了一头猪,会吵架的猪。这种平凡的日子过了一阵子,我又不安分了,重新羡
慕浪迹天涯的生活。
其实也谈不上浪迹天涯,只是没有找正式的工作,在无休止的旅途中打发时
日,在这个世界四处流窜,除了寻找自己的影子无事可做。我喜欢浪迹天涯的说
法,比较浪漫。这是我选择的生活方式,也是我内心没有着落的浮萍状态。为了
有精神寄托,我曾去贫民窟帮忙,去教会寻找上帝,目光在飘浮,却是在红灯区
最容易看到的那种西方式的空虚。我躲在酒精、香烟,加上兴师动众启用重金属
来尖叫和呐喊的打击乐中,一点麻木,一点物质主义,一点及时行乐,尽管这一
切都是轻浮的无意义的,至少还算安全,即便我流泪,但毕竟也得到片刻的安全。
生命中有些东西很悲哀,心里总有遗憾,譬如母亲,再譬如以母亲为代表的
母语文化。这种悲哀与遗憾在我的性格、我的经历中是个必然存在。当我想梳理
安抚我的悲哀,或者与它谈判,它却隐藏起来,这使得我的悲哀显得矫情和多余。
当我想忘记了它,我对自己说,丢弃归属认同这些沉重问题,它并没有我认为的
那么重要。它对我的日常生活毫无帮助,有的只是障碍。可这时它又跑出来纠缠
着我。一直悲哀着,最后连这些也失去了新鲜感。这样一来我不得不承担着一种
真正的遗憾。
妈妈也同样有遗憾。我是妈妈这辈子最大的遗憾。
我的中文不好,而她的英语永远有股腔调。我说的她认为过于夸张,她说的
我则觉得过时。有一次我姑姑的儿子成城表哥从东岸来看望我们,他们一起谈论
中国——像所有的中国人聚会那样大谈中国的政局、建设、文化,还有中国人才
听得懂才觉得好笑的幽默。两人十分投机愉悦,开怀大笑。像我刚来美国的饭桌
上,她和大卫之间的谈笑风生把我抛弃了,现在他们之间因中文而产生的亲热,
把我又一次地抛弃。揪心的痛涌了上来——我,永远是那个六岁的小女孩,被她
狠狠地松了手去,远远地抛下。突然妈妈看见我敷衍、不知所云的表情,我们有
点尴尬,因为我们永远不会有那么会心深入的笑。妈妈对人家抱歉地笑笑:海伦
的中文不好。她们看不到我初学英语时对英语的由于弱势要求原谅的倚仗。我对
开始弱化的母语没有那种仗势。我问自己为什么不能再依仗一次?没有答案。直
到后来我回到中国,才找到答案。答案就是我无所依仗。它和我的黑头发一样,
证明着我与别人不同的种族。如今头发依然固执地黑着,语言却不那么顽固。中
文牵连着沉重的文化历史一点一点离我远去了。
当然妈妈也会与我谈论许多事情,然而那种在同一语言文化下的亲近怎么也
不存在。有时,她会生大卫的气,更准确地说是吃大卫的醋,因为她觉得大卫与
我分享的语言和文化比她要多。以前我受爸爸的影响比较深,后来又受继父的影
响。而妈妈远远地像个外人。
《在路上》是我喜欢的一本小说,而我自己也一直在路上。《加州旅店》是
我喜欢的一首歌,而我自己也一直住在旅店里。路途也结识一些像我一样的年轻
人,这种路途上的“碰”友,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离家与回家的故事。这种流浪的
生活持续了两年,我在问自己一个问题:人到底需要旅行多久多远才想回家?一
次在非洲的一个小城,到一家超市,里面出现一批水仙和年糕,商店的伙计解释
道,他们老板是个中国人,过春节了,就进了一些年糕,就差这块没卖出了。就
是这块过期的年糕提醒我应该回家了。我用剩下的所有硬币将一部公共电话喂饱
后,终于接通了妈妈,却又无话可说,只是干巴巴地敷衍了几句,我说我在非洲。
妈妈竟然不吃惊,也是可以理解的:这个女儿连父母不知道的婚都敢结,还有什
么不敢做的呢。她只是说:我以为你在中国。知道吗?你爸爸出狱了。
这些年来我多次尝试回上海,都被爸爸拒绝了,他绝对不愿让我看到他落魄
的样子。现在我可以去中国了。我非常想念爸爸。这想念与我出门时或在电话里
对妈妈说的“我想你”不同。对妈妈的“我想你”或者“我爱你”是英文式的,
热烈有余,深度不足;而对爸爸的思念与爱是中文式的,含蓄、绕梁三日的那种。
去上海前我回了一趟家看望妈妈和亲戚朋友。
这些年孩子们陆续回国,先是婷婷表姐哲学博士毕业,去了香港一所大学任
教。哲学是孤独的事情,她也是孤独的人。接着成城表哥经济学博士毕业,也回
上海创业了。其实我们中间最想回国的是我姨夫。我阿姨先是说:刚来没几年还
没明白怎么回事呢,等等再说吧。接着她又说:孩子还小,等他们大些再说吧。
后来她说:好不容易什么都稳定了,先这样过着。回国再等等吧。现在他已经五
十五了,他知道他太太会说什么——都这把年纪了还折腾什么呢。再说估计现在
回去也没什么单位会要他了。想想也觉得挺冤枉。周末在他家后花园除草,猛地
一直腰深吸一口气。空气真好,他想。美国的空气,他又想。
姨夫知道我要去中国,壮志未酬地对我说:回去也好,如果想干大事,应该
回到自己的国家。我表面上心悦诚服地点头,心里却向他做了个鬼脸:你是在说
你自己吧?
妈妈对我此行不发表任何意见,默默地为我收拾行李,为我准备礼物,仿佛
我回中国就是为她带礼物去的。
妈咪,我就要去中国了,你不对我说些什么吗?
噢,你自己当心。
就这些吗?我说,最近日子我常常做梦,梦见的全是小时候在上海的事情,
不过我在梦里讲的却是英语。
你是应该回国看看了。
我去中国不仅是看看这么简单,我在寻找。
妈妈沉默地看了我一眼,目光有点沉重,像是知道自己的孩子终将碰壁,而
她却又束手无策。她没有问我想寻找什么,其实这点我并不清楚。就像我妈妈说
是为了寻找自由财富知识来到美国,心里想要的她并不清楚。可她找过了,希望
过也失望过,现在老了,她一生的收获就是拥有一颗丰富的心灵。
我的继父,一个世代被迫流亡的犹太后裔,把我妈妈的话,也就是说把这种
希望与失望诉说得更加清楚。
我去与他告别,我说我要走了。他说请你替我向你爸爸问好。我说你怎么知
道我是去中国?他笑,说从我的慎重上已经看出了,而他早知道我会有这么一天,
甚至比我还早知道,在我刚到美国时就知道了。
他说:你还记得你刚来美国的样子吗?你那时一身的白色连衣裙,有点慌乱、
有点紧张,就像出门太急忘了带什么东西似的。当时我就想这个孩子大了会回去
的。
我说:是的。因为这个孩子把一些东西落在那里了,她要回去找。
他却说:你找不到了。
啊?
你要找的东西已经不在了,就算在也已经不是你要的了。变的不仅是他们,
变的还有你。
变的是我,我二十四岁,两种文化的生活我各占一半。但我仍然不服气地问
:你怎么知道?
继父没有再说什么,但是他通过这样非常家常的闲聊已经传递给我一个重要
的信息:失去家园是永恒的人类感觉,它吻合了现代人在当今社会中的异化命运。
同样,人类对生命的希望与失望也是永恒的。我想:将永久地寻求精神家园、又
不停地寻找栖身之所做为终身事业的犹太继父一定就是这样——一边小心翼翼地
维护他的心灵深处的犹太家园,保持自己的民族性,一边又有意识(或者说无意
识)适度地淡化他的犹太属性,以便更好地与其他民族融合。
但我仍然需要回中国去,我想我最终的追求与中国有关。即使事与愿违,我
也别无选择。
机场光洁锃亮的地板上无数个看不出鞋印的步伐,总在离合的匆忙之间,夹
着眼泪和笑声,还有轻微的晕眩。现在妈妈和我要在这里分别了。十二年前,我
们就是在这里相会。那种热烈、粗鲁与无处可逃的机场感觉我能轻易记起。因为
在初来乍到、言语不通的日子里,感觉远远地走在前面。
我亲吻妈妈的脸颊告诉她我会想念她的。情景的优美犹如经过排练,美得不
真切。一些爱,隔着一些不愉快的回忆,不免有点黯淡。疏远的种子早就种下了。
令我悲哀的是我没有别的方法接近妈妈,同样令我悲哀的是我也没有方法远离她。
母女之情寥若晨星,远远地在天边,近不得却也无法消失,许多时候只是个提醒。
对我们的母女关系,妈妈和我都不愿多想,更不想谈,谈到一个程度,再深不下
去。我将曾经取走的照片还给她,因为我知道自己这一走便是多年,这些照片将
替代我陪伴在她身边。这些照片将给她一些安慰,平静的、没有争吵的,同时也
是没有生机的安慰。可是她又能如何?只能领情地对我笑笑。
妈妈说:海伦,自己照顾自己啊。
我挥挥手,就把海伦留在美国了。
爸爸看见一个叫宋歌的年轻女子从走道里稳步走来,轻松地与同道的人打着
招呼,娴熟地运用各种礼仪技巧,带着一点优越感和一点自以为是。儿时的认真、
较劲和遗传来的愤世嫉俗都已经找不到了。
于是他一见我就要说:你没有什么变化嘛?
没变吗?我问。我想给他一个拥抱,又怕吓坏他。这毕竟不是他熟悉的。身
体存着拥抱的动作却只是轻轻地和他靠了靠肩。
你看看你,老是长不大似的。他说,当然他并不这样认为。
他接过我的行李。他这时的身体已经是泥足巨人,气喘喘地保持双肩的平衡,
努力扮演一个保护女儿的强壮的父亲形象,努力地不让我们看出他的吃力。
他比划着我十二岁时的高度,对同来接机的爷爷奶奶说:她走时就这么高,
瞧现在长多大了。他是想用我外表的变化掩饰他已经观察出来的内心变化。
我开口地道的上海话把爷爷奶奶吓住了。上海话容易说,说得地道却不容易,
两三句话就暴露出你与它的交情。很快地,我的上海话就不够用了。他们就笑,
异口同声地要我“帮帮忙”。美国人允许外国人讲有口音的英文,中国人也允许
外国人讲有口音的中文,可是上海人不允许任何人讲不标准的上海话。我开始说
普通话,再后来我就讲英语了。幸亏我爷爷能讲一口非常好的英语,奶奶笑:小
歌现在她是乐不思蜀了。乐不思蜀?我问这是好词还是坏词?奶奶笑:你应该问
这是褒义词还是贬义词。
好在,爷爷奶奶不在乎我已经弱化的中文,他们仍然爱我。他们早已经退了,
不仅仅是形式上退下,而且是从气势上真正地退休了。奶奶更瘦了,眉头皱得更
紧了。她还是那么不满,只是现在她不满的事物中更多的是她自己。她还是怪罪
我妈妈,只是她已经不愿意跟我谈起我妈妈了。得知我妈妈二度离婚,说,我早
料到了。那声音是恶毒的,又不全是恶毒。
我爷爷更不说话了。爷爷已经很久不说话了,不仅嘴上不说话,心里也不说
话了。他这么久没见我,见面也只说了一句:回家就好了。脸上的表情,也在见
到我之后再次活跃起来。现在爷爷只喜欢看报纸。年轻时候就喜欢看报纸,在头
条新闻下面点上许多惊叹号,没有问号。老年了,问号对他不再是勇气的问题,
而是心情的问题。他只是挑错别字。问他今天有什么新闻?他说年纪大了,看过
就忘了,记不住。连《人民日报》都出现了错别字,真是糟糕啊。
爸爸让出空间给我与爷爷奶奶说话,他在一边看着我,看着我如何与爷爷奶
奶亲热。他看到了一个已经娴熟掌握了社会技巧的女人。他送出去的那个在机场
用很重的学生腔说“爸爸等我们再见面的时候,你猜不出我会变得有多好”的小
姑娘,变成了另一副模样的女子——清高的、警觉的,骨子里对一切都含有轻蔑,
隐约的自怨自艾。他想他熟悉的那个小女儿隐藏在这位年轻女子的哪里?哪一抹
眼神哪一个表情里?他猜测:那个敏感而冲动的小姑娘与这个站在他面前的年轻
女子之间应该有一条鲜为人知的满是过节、挣扎的通道。就像一部电影,他看了
开头,又看了结尾,怎么也串不起来,于是迫切地想倒到中间看看过程。只是他
不说穿。只有我爸爸有这样的观察,又能有这样的不说穿。
我终于回到了上海,回到了我的故乡,而我完全认不出上海了。到处都是新
的楼宇,新的街道。新路不认识,老路也认不出。我找不到回家的路。认得又如
何?同样找不到回家的路。这十来年上海什么都变了。我找不到我的上海了,只
剩下一口不咸不淡的上海话稀里哗拉地拎不起来。
一路上我都仰着脖子,像一只脖子前后左右转动以识别回家之路的狗。繁华
的建筑在阳光中射入我的眼睛。阳光是刺激的,像这座城市一样刺激。我像一个
纯粹的外国人,底气不足地东张西望着上海呈现于我面前的勃勃生气;慌慌张张
地面对我的故乡迎接外乡人的好客与热情——就是主人翁那种不动声色地激动着
的表情。他们向我这个外来人流露他们为这座城市的发展切实做出努力并颇见成
效的自信。
故乡和母亲一样,让我近不得远不得,漂泊多年的游子对故乡的眷恋、陌生、
期望和被遗忘。这时的三藩市是晚上,光是这昼夜颠倒的感觉,已经让我清楚地
意识到这里与三藩市,是天各一方了。
爸爸看出我的手足无措,安慰道:上海是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上海的
地图,三个月就要换一次。别说你这么长时间没有回来不适应,就连我们这些一
直生活在上海的人也觉得自己跟不上。
原本我们要直接回刚搬进去的新家,爸爸突然改变计划,带我去以前在弄堂
的家。上了一辆的士,我说了我记忆中的路名,司机打量了一下我,那眼神好像
我这些年都在冬眠:小姐,你说的都是老皇历了。
雨一直下着,车子开过我们以前在弄堂的家,现在是一片工地。爸爸把我接
到这里,就像十一岁那年接我回家一样。没有想到,自己回到这里,会带着怯意。
望着这片工地的是一个十一岁的小女孩,心情也随着变化。时间就像留恋过去,
凝结在童年的某一个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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