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喜的日子

    他用南方的国语读道：要在“启发人民的政治觉悟，鼓励人民的劳动热情”的
纲领下，创造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中国美术。那是一九五〇年吧，我才六岁。
我妈说我五岁，因为我妈什么事情都记不太清楚，看我的样子又神不守舍，觉得我
大概还很小。就算是五岁吧。其实我什么都记得，什么都知道。可是我似乎有些语
言障碍，除非讲故事，其他时间就很少说话了。

    到一九五〇年四月一日，在建国半年以后的大喜日子里，中央美术学院成立了，
有人说就是这一天我老爸他们一起坐在大礼堂的舞台上，徐悲鸿老先生极其严肃认
真地读出了发言稿。

    他用南方的国语读道：要在“启发人民的政治觉悟，鼓励人民的劳动热情”的
纲领下，创造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中国美术。

    他老人家真是够不容易，过去办学，最多有个办学宗旨就行了，现在就得有个
纲领了，就要跟着纲领走，还得仔细明白纲领的含义。如果用画幅来启发中国人民
的政治觉悟，实在不是很容易的。因为那时候，他老先生并没有机会读过毛泽东在
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穿军装来的这些人，都参加过这个座谈会，早就都背得
滚瓜烂熟。所以对这个纲领，他们就很容易理解了。那时候，徐老先生肯定还暂时
晕着呢。

    台下国立艺专的老师，不，现在一夜之间都变成了中央美术学院的教师了。譬
如教国画的李可染先生会明白个大概齐，他曾经当过进步学生，对这种术语不算陌
生。况且，他和另一位穿黄军装的朱丹先生，是当年一起学画的老同学。朱丹恰好
是个革命队伍中的稀有动物，官不小，架子不大。有这样的朋友心里踏实多了。况
且，李可染的太太也是向往革命、勇往直前的新青年，有邹佩珠女士相伴，他就不
至于一头雾水了。新名词再多，架不住整天体会，还是可以明白个大概齐的。

    董希文先生呢？油画功夫了得，人们都知道他是法国派的油画家。那时候法国
油画家和革命者的意思差不多，因为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是以反不反法西斯作为革命
与否的界限。后来，在世界形势变化以后，在中国“法国油画家”就和反动派的意
思差不多了，当然那是后话。

    一九四〇年在延安，那些美术工作者们对马蒂斯、毕加索等人的西方现代绘画
曾经进行了批判，据说这和我老爸在延安搞了个《人像展览会》有关系。他在上海
和张光宇、张正宇兄弟一块儿现代过一把，当然他是小老弟，那时还有叶浅予、特
伟、胡考、鲁少飞等等，都一起玩漫画。

    我老爸不知怎么想的，到了革命圣地，还不忘他的上海摩登漫画。自作主张一
口气画遍了延安文艺界的各位朋友的漫画像，兴致勃勃，就开始办展览会。

    可是他没想到那时候大家都已经是公家的人了，差不多都有了一官半职，或者
将来会有更高的一官半职什么的。所以大家自然不高兴了，这可不是在上海滩玩闹
的时候了。

    有人记得，当时一位领导看了勃然大怒，说：怎么居然把刘白羽同志画成了一
只兔子？其实我爸不会真那样做，只是那位首长不明白，漫画像就是必须夸张。您
看着像兔子，其实那真的不是兔子，那绝对是刘白羽先生的漫画像。想当年胡考在
《万象》杂志上画的蒋中正，你可以说像把菜刀，吴稚晖大概是棵白菜，孙科整个
就是一个踢坏了的足球，谁看了都觉得有趣，当局也没因此把胡考怎么样。延安应
该有一个更自由活泼、更宽松的艺术环境。

    可是在思想革命的熔炉中心，我爸却被警告了。好在鲁艺担任美术系主任的江
丰先生也是从上海来的，至少他见过这些，对我爸的疯疯癫癫就有所了解，要不是
他的关照可能我爸早就该遇到麻烦了。

    好像就从那时候开始，我党就明确规定了，不许画革命同志的漫画像，更不许
画任何领导同志的漫画像。一直到一九八几年胡耀邦当上领导人的时候，才允许画
家幽了他一默。但是很快就被有关方面坚决制止了，至今规定不能乱画依然有效，
似乎还是永不过时的样子。中国人实在是个严肃的民族。过去谁敢给当权者画出漫
画像，谁就是外来势力派来的敌人或者是心怀不满、别有用心的异己分子。于是我
们就这样一直绷住严肃至今。



    在延安时江丰先生和胡蛮先生虽然认为这些现代绘画和形式主义倾向是一种歪
风，还没有上升到认为这是特务进攻延安的一种战术，那会儿大家还都比较正常，
因为还没开始搞运动呢，玩儿的游戏规则大家还都能明白。

    我爸虽然人还不错，传播这个歪风还是不好的。他就是那个歪风的代表了，最
好反掉我爸身上那个现代派的歪风，留下一个我的革命爸爸。好在战争时期，人们
不会那么较真。战争时期什么都可能发生。果然。

    一九四五年三月，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毕加索的文章《我为什么加入共产党
》，并刊登了他的作品《踏着圆球的女孩》。那时人们就明白了，毕加索是自己人，
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战士。那样一个知名人物，投身到共产党阵营，说明真理的召
唤，货真价实。

    对我爸来说，这简直就是老天爷的雪中送炭。于是我爸就理直气壮地从箱子底
里拿出来一张毕加索油画的印刷品，把它贴在我们家的窑洞里。那时的人比后来的
人简单得多，毕加索已经是自己人了，他的画就没人再批判了。这张画——就是两
只眼睛长在一边、鼻孔朝天的戴帽女子头像，从延安到东北，从东北到北京一直悬
挂在我们家墙上。我从小每次看到这张画，就左歪右斜甚至头顶着地，试图看出来，
这个女孩子到底是怎么长的。

    我爸就是这些穿黄棉袄里的一个另类，一个怪儿童，不让他玩儿都不行。

    难怪他的一位老朋友华君武不无调侃地给他起了个外号：城隍庙加毕加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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