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戏
他扮蓝脸单雄信,一出场把闪光的手铐上的链子一下甩得老远。他高亢的唱腔
直穿云霄,你听得一股热气猛冲天灵盖。好家伙,真叫解恨。我记得到大雅宝来看
我爸的老延安,最常来的是中国京剧院院长阿甲的太太方华,她好串门嗓门又大,
妈妈说她为人豪爽,就是有点老三老四,还隔着十万八千里就大声叫我:干儿子!
我那时候就有点烦她这个,就从来没好好答应过她。但是我也不愿意让她伤心,
因为她自己没有孩子,从小就叫我干儿子,一直对我很不错的,就是她嗓门实在太
大了。
一来当年史沫特莱在延安就给她拍了《女红军》的头像,她似乎是个天生的女
革命家的样子,在美国人写红军的书里一直英姿飒爽,呆了这么多年;二来,她每
回到我们家来总是提着一个大西瓜,或者带点儿其他水果给我们吃,这也是我欢迎
她的地方。来了以后她就和我妈轰轰烈烈天南海北地一通猛侃。
据说她在延安唱京戏,女角里就数她唱得最好,她的先生阿甲虽然是南方人,
可是唱得比她还好。据说江青唱《打渔杀家》里的桂英的时候,阿甲就演她爹萧恩。
江青当时是上海来的电影明星,比方华阿姨漂亮多了,所以,让她来唱。要不唱这
出戏,毛泽东都不一定就看上她了。当然,这都是小孩儿们事后的瞎猜。
我爸我妈都是戏迷,没事儿在家也唱几句。妈妈最常唱的是:
要不提来马力来么,倒也罢了。
要提起来马力来么,令人可恨。
想当年在扬子江边,我救了他的性命;
他言道要早啊烧香,晚啊点灯,
一天三次三天九次,
谢我救命之恩!
我听我妈唱得还跟真事儿似的,我就拼命忍住了笑。
妈妈真的很喜欢京戏,我们住在北池子北口草垛胡同十二号的时候,我也跟着
喜欢。这是我们在北京的第一个家。那时我们和阿甲伯伯、方华阿姨碰巧是邻居,
都住在这个大院儿里。就是无巧不成书,他们在延安就是好朋友,现在居然在北京
住得这么近。
那时候阿甲伯伯他们好像在弄京戏,要办一个中国京剧学校或者京剧院什么的。
那时候,我爸爸自己有一些人家送来的戏票,阿甲伯伯又给我们一些,所以,
我就有机会经常和他们一起去吉祥剧场看京剧。那都是晚上,偶尔也要到前门外的
民主剧场去看。白天我自己也可以去阿甲伯伯的那个楼里面的排练室,看演员们的
彩排。
妈妈和寥寥(摄于五十年代)我那会儿最喜欢的是裘盛戎先生唱的《锁五龙》,
他扮蓝脸单雄信,一出场把闪光的手铐上的链子一下甩得老远。他高亢的唱腔直穿
云霄,你听得一股热气猛冲天灵盖。好家伙,真叫解恨。
有一次,我妈妈居然就一本正经地和方华阿姨商量,叫我去学戏。方华阿姨说
没有问题,还请当时京剧院的顾问名票顾森伯来看看我。他叫我唱一段,我那会儿
爱听可是不会唱。他老先生说,没关系的,你唱一支歌也可以。我就唱了一段《马
赛曲》。他说,没有问题。你完全可以学戏,不过学戏很苦的啊?我当然说不怕。
方华告诉我妈妈,我可以学铜锤。我妈妈听了就不乐意,原来她希望我学的是
小生。那时候我妈妈和我也很喜欢看叶盛兰先生的《罗成叫关》,我爸爸那时最喜
欢的是程砚秋先生的《锁麟囊》。
总之,后来似乎我妈也不热心了,我爸坚决反对,我去学戏的梦就化为一股青
烟了。
没想到,搬到大雅宝看到这里的这些大人也是一样,又是一群戏迷。
他们要唱两口,往往在夏日直到中秋那些不刮风的日子里,吃完晚饭乘凉聊天
之后。
那会儿,黄叔叔在中院儿,多了一间工作室。就在邹佩珠阿姨工作室的隔壁,
黄叔叔在李可染伯伯家的窗户下,搭起了一个葡萄架,还真的种上了一棵葡萄藤。
据说,黄叔叔在吃完野猫以后,就把它们的遗骸在这里就地埋葬了,据说,这样葡
萄就长得特好。
第一年中秋,这个葡萄架一夜之间,就长满了各种大粒的葡萄,有紫红色的玫
瑰香,也有碧绿的马奶子葡萄。细心的人,会看到这些葡萄和藤子之间都有细细的
红线绑着。原来这又是黄叔叔的一个花招儿,这些葡萄都是他自己买的,为的是请
全院子的小孩儿都来参加中院儿的中秋“葡萄月饼晚会”。
等我们吃饱喝足了,也跟着黄叔叔的手风琴唱完歌了,我们都渐渐乏了,有的
孩子去睡了,其他孩子也都四散去玩了,这时候,才是大人们开始娱乐的时光。李
可染伯伯不知什么时候,拿出了自己的京胡,葡萄架下悠扬地飞出了紧凑的过门,
这时候估计在中院儿也只剩下不多的戏迷了。
其他人,像我和我娘娘都早早躺在床上,一面轻轻地开合着手中的蒲扇,一面
远远地欣赏着他们的清唱。
邹佩珠阿姨喜欢反串须生,她拿手的是《搜孤救孤》,常浚先生唱的是《碰碑
》,黄叔叔回忆他还听过李苦禅伯伯的《夜奔》。这我没有印象了,可能我那时已
经在这些美妙的音韵中渐渐睡去了。我在朦胧中还看见他老人家,正在虎虎生风地
耍弄关公的青龙偃月刀,忽而又化为金钱豹的钢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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