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光明媚(1)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那就意味着过去铁与血的革命时代一去不复返了。那
么，艺术家可以开始自己的美梦了，当战士的日子结束了，终于走到实现当年向往
革命的初衷了。一九五六年，夏季里炎热的一天。那天傍晚朱丹伯伯特别兴奋，带
来酒菜在我们家吃晚饭，和我爸我妈一起畅谈。我虽然不知道确切的原因，但我也
跟着高兴，他一高兴我就有可能得到具体的好处，比如带我去吃饭，比如带我去听
相声，看京戏。

    后来我从他们字里行间才慢慢明白他们为什么高兴，当然这主要是靠我睡觉以
后断断续续听到的他们的笑声和交谈。我虽然已经十二岁了，还没有参加他们谈心
的资格。好在当时我们家的房子隔音不好，我才能一边用矿石收音机听音乐，一边
听他们侃山。那时中国的各种房子隔音都不好，甚至中央首长的房子也没认真注意
这件事情。不信你到庐山去住住当年属于宋美龄女士，后来毛泽东居住过的别墅，
现在花三百多人民币就可以入住一晚，那里的隔音和那时候我们家的隔音水平差不
离。当时使他们如此兴奋的话题是关于《万象》杂志，这个三十年代上海滩摩登杂
志，将以同仁杂志的方式在北京复刊，然后是如何编辑，如何出版的话题。另一个
话题是我爸准备响应号召：艺术家职业化，不再继续当教授了，也不当文艺官僚了。
这就是说他如今有机会，回到自己年轻时代的梦想，成为一个职业艺术家，新时代
使他们梦想成真。

    做个真正的艺术家。如今没有政治的压迫了，也没有经济的困境了，再加上开
国后各方面的惯性优势，他们觉得等《万象》杂志复刊后，一定要比官方杂志好看
得多，发行出去一定销量惊人，我父亲靠编杂志、画画就足可以养家糊口了。还是
姜德明先生的回忆比我细致，他当时已经在全世界发行量最大的《人民日报》供职，
据说他最高职位曾经做到《人民日报》出版社社长，现在是北京最有名的藏书家了。
他在《万象闲笔》中回忆道：其实还有胎死腹中的一本《万象》杂志，更值得一谈。
那是发生在一九五六年夏天的故事。当时一部分在思想和艺术上都比较成熟的作家、
画家，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感召下，经文化部批准，拟办一本图文
并茂的综合性文艺杂志，定名为《万象》，并成立了十个人组成的筹委会，名单是
：吴祖光、郁风、张光宇、张仃、胡考、丁聪、黄苗子、华君武、龚之方、叶浅予。
画家张仃还拟订过一份栏目安排，内容计划。“创刊号”业已编就，其中有：

    张仃：《毕加索访问记》，

    郁风：《衣饰杂论》，

    吴祖光：《回忆一出最糟糕的剧》，

    艾青：《我写过一首最坏的诗》，

    叶恭绰：《颜鲁公的书法》，

    曹禺：《论莎士比亚》

    ……

    这在当时是多么吸引人的一些题目。不想一夜之间，反右派的风暴袭来，一份
不曾问世的《万象》要目竟变成反党罪证，“二流堂”复活的宣言。“创刊号”主
要作者几乎都被打成右派分子，仅有曹禺一人得以保全。尽管刊物未能办成，照样
可以定罪。我真希望在未来的中国现代期刊史上有人能记得。的确，如果这期杂志
可以出版，那一定会轰动中国。我爸当时刚刚从巴黎回来，在五十年代的中国，那
是一件非常罕有的事情。因为那时候，中国和西方各个强国都没有建交，只有英国
在北京有个代办处。

    中国艺术家所向往的巴黎，任何人根本没有去访问的可能性。就在一九五六年，
世界发生了许多事情。当然，最重要的是苏联多年的政治坚冰开始解冻。当赫鲁晓
夫做了秘密报告以后，西方各国的共产党发生了巨大的震荡，很多人都退了党，中
国共产党还在研究和观望，中国国内的政治气氛也空前宽松。就在这个时候，法国
要在巴黎搞一个世界博览会，中国也在被邀请之列。这也许是西方和新中国和解的
一种试探，也可能是法国的政治和外交政策在变化中。中国的领导阶层认为：这个
阵地我们不去占领，那就是愚蠢。

    于是决定派我爸爸去巴黎修建第一个在西方展示的新中国的展览馆。虽然这只
是一座博览会那种临时性的建筑物，但这是跨向西方世界的第一步。任命我爸爸为
总设计师在当时是很自然的，因为他已经在五十年代多次到国外去设计展览会，在
莫斯科、华沙、布拉格、莱比锡举办的博览会和展览会，他都是中国馆的总设计师。
这次中央拍板之后，我爸爸就开始组团。我们的邻居董希文伯伯平时是一个非常严
谨的人，为这件事他第一次向我爸爸开口，希望在代表团中有他，哪怕作为一个普
通的工作人员。



    我爸听了很感动也很感慨，一个艺术家对于艺术之都的景仰，绝对是出自内心
的。另一方面，董伯伯一定非常希望利用这次机会，可以去卢浮宫欣赏那些多年来
心仪已久的世界名画。就像一个顶尖的武林高手，多么想看看前辈们的神仙般飘逸
的足迹。如果董伯伯有这次机会，他一定会在艺术上有许多收获和碰撞，再创辉煌。
他是一个悟性高、分析力强，有才干又肯辛勤钻研的油画巨匠，这个机会应该给他。
那个时代，没人知道什么时候会和法国建交，这样千载难逢的机会不能让它擦肩而
过。但是，当时文化部和外贸部的领导对这个代表团的想法，和董希文先生大相径
庭。最后拍板的时候，代表团主要成员当然是有关方面的领导，然后才是我爸爸当
总设计师，还有贸促会的工作人员，展览工作室的人员，同行的只有一位艺术家，
这是北京市的花鸟画家王雪涛先生。

    估计他们觉得去巴黎和西方接触就应该有一个代表民族的中国画画家，所以，
董希文先生就失去了这个机会。这些决定的确不是我爸的管辖范围，他的确是无能
为力的。我也为董伯伯不能前去而惋惜，本来我以为爸爸可以安排的，后来我渐渐
明白，我那个英雄的爸爸，在一定的范围还可以，在另一个范围，他只能受到别人
的安排。这是以后我才渐渐明白的。爸爸从巴黎回来，一下洋气了许多。爸爸本来
就是一个非常注意仪表的人，他从巴黎带回来的衣服，和从苏联、东欧带回来的衣
服，大不相同。特别是他带回来的故事，更让我们兴奋。〖〗刚从巴黎回来的爸爸
他给我们讲：当年在国内的许多有才能的同行，现在还在巴黎画画的人还真不少。
他们虽然得到了在巴黎自由创作的机会，但是生活多数都十分艰难。他们的处境和
我爸爸、妈妈当年在上海、南京的时候差不多。

    多数海外艺术家依然在生存问题上苦不堪言，他举了常玉为例：说常先生画得
非常好，但是经济非常窘迫，他到常先生家去做过客，那真是艺术大都会中的清贫
一族。潘玉良已经到法国这么多年，也还是一个清苦的艺术家。但他们都乐天知命。
爸爸也给他们传了话，希望他们回国看看，如果喜欢可以留下来为新中国的美术发
展，共同努力。这番话似乎主要是说给张大千听的，但是张大千的经济条件还是不
错的，他早就有底儿了。从浙江美院去法国的赵无极先生，可以说是这些人里仅有
的在法国已经站住脚的，他已经是进入法国当代主流艺术的大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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