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居

    在新年旧年之间，不免有许许多多尘封已久的回忆；也许这正是步人迟暮岁月
的自然现象。
    生逢乱离之世，不断迁徙，搬过无数次的家。但在我心目中的“故居”，要算
在北京的那一处印象最为深刻。
    北京话早经定为国语（大陆上称之为普通话），其实北京话里有许多土语和许
多微妙成分，外来的人很难体会。
    像我家故居原址，在西长安街上的大栅栏。这条胡同的名字叫起来大有“学问”。
    前门外最繁华的市区也有大栅栏，读音是“大沙腊”，我家门前的大栅栏，却
读作“大札乐儿”，重音都在第二个字。如果你按国语正音班的读法“大山蓝”，
保管找不到。
    故居是旧日中上家庭典型的四合院，北面是五开间两进的正房，是家人起居活
动的中心。西面一排三间是祖父会见宾客之所。东边则是外来亲友的客房、厨房，
以及佣人们的住处。东部小跨院里有一间小小的佛堂。还有一间空屋里停放着一辆
废置了的汽车，除了驾驶盘以外甚么都不会动了。
    我最喜欢的是正房里祖父的书房，许多老书和新书，许多碑帖。那间屋子阴阴
的，可能因为四壁图书柜子都排得太高的缘故。老书新书我都看不懂，最喜欢坐在
地上翻阅那一本本的“三希堂法帖”。也试读过“唐人小说六种”，线装书，木刻
字，没有标点的文言，一边摸索一边断句；我喜欢那幽幽的书香。
    炎炎夏日，祖父午睡起来教我写大字，在九宫格纸上临写欧阳询的“龙藏寺碑”，
祖父收集了一二十种不同的拓本，他说，“最好的应是张元礼拓本，可惜还没有找
到。”我不知道张元礼是何许人，更不懂他的拓本有甚么好；但我说等我长大了会
挣钱的时候，一定买来送给他。祖父掀髯而笑——祖父的长髯在胸前飘拂，好像有
一尺长。他是从五十岁开始蓄须，就是我出生的那一年。
    房屋前面都有走廊，漆了绿色的柱子。中庭的北半部有四棵海棠树，春天偶尔
开一些粉红色的花，后来也结下海棠果，酸涩不堪。只有一棵是西府海棠，结实不
多而颇为甜美，但每年都会招来虫蛀，所以也吃不得了。
    南半部是花坛、金鱼缸，很白很大的玉管花，和据说是有毒的夹竹桃。还有两
棵笨重的棕榈树，种在很大的木盆里，冬天要搬到屋里去避寒。
    祖父去世的那一年，金鱼缸里的金鱼和大部分花木都死掉了。我生平的苦难—
—一个十来岁孩子不应该受的苦难，从此开始。回想那一段岁月，好像一场灰濛濛
的梦，不忍思量，而又刻骨难忘。
    离开北京是在抗战中期，重回北京则是五十个年头之后。三弟陪我去凭吊旧时
庭院。因为西长安街拓宽，两旁的胡同步步退缩，老屋仍在，但大栅栏没有了，新
名是“钟声胡同”。
    原来的大门没有了，门洞改成住房，住着不同的单位。北屋是交通大队的宿舍，
我们进去时，有一二十个年轻人围观电视节目。四棵海棠树没有了，改种的槐树已
长得很高大。
    可以利用的空间都加盖了房屋，走廊部分也增加了台北所谓的违章建筑，分住
若干人家，各家门前有一个煤球炉。我坐在石阶上，没想甚么，往事已无从想起。
这是个“大断裂的时代”。
    北京是历史的城，老屋也各有故事。我家这房屋原属卢小嘉先生所有。卢是与
袁寒云、张汉卿等同称“四大公子”之一。他的父亲卢永祥据说是北洋军阀最开明
的一个。祖父买下这旧宅作晚年憩息之所，最后就在他的卧房长眠不起。过了许多
年，听说卢小嘉也在台北，但我没有机会认识他，想必很老很老了。
    从世界到个人，变化何其大。宛平县和大栅栏都没有了，海棠树换了别的树，
童年的欢声笑影永不可得。我庆幸今生竟有重访故居的机缘。虽然一切都变了，变
不了的，是心田深处的温馨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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