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访问记

    四月二十八日是一个郁热的晴天。
    周恩来从恰园回到曾家岩五十号已是午后三点半钟。在车上，他虽然回味与马
歇尔将军长谈三小时的那种近乎僵持的难过，但是他却为那些切望中国民主团结和
平而奔走的人们的热诚而感动。他想：“在今天跟文化界朋友话别茶会上应该把时
局的关键告诉他们：政府坚持攻下长春再谈停战，多少天来大家所希望的谈判还不
能无条件的乐观……”
    重庆文化界人士应邀到会的有两三百人，他们在等着周恩来。当周恩来踏进会
场时，大家用热情的眼光注视他，期待他带来一种为大家所期待的希望。
    周恩来穿着派力司的西装，从他新理过发的容颜看，他显得英姿焕发。如果不
是他那浓黑的眉宇间紧锁着忧郁，如果不是他的愁里感染了到会的人，今天茶会的
气氛一定是很热烈的。
    在一片静寂中，周恩来报告东北谈判的经过，他的声音是揉合了韵律的。当他
说到一两天内就要离开重庆去南京时，他流露了沉郁的表情。
    “重庆真是一个谈判的城市。”周恩来深沉地回忆着说：“差不多十年了，我
一直为团结谈商而奔走渝延之间。谈判耗去了我现有生命的五分之一，我已经谈老
了！多少为民主事业努力的朋友却在这样长期的谈判中走向监狱，走向放逐，走向
死亡……民主事业的进程是多么艰难呀！我虽然五十之年了，但不敢自馁，我们一
定要走完这最后而又最艰苦的一段路！”
    一屋静寂中可以听到善感的人的叹息声。曾与张学良有过深厚历史关系的王卓
然起来说话了，他以东北人的立场呼吁东北的内战快停下来，同时对周恩来的感慨
致一番安慰，他说：
    “周先生十年谈判的生涯，虽然太辛苦了，但将来的历史自有崇高的评价。只
可怜那一个远在息烽钓了十年鱼的人[注]，他这十年钓鱼的日子不是容易过的呀……”
    王卓然这一番话引起大家欲哭不能的难过，而在周恩来那严肃的脸上，却闪过
一种悲凉的泪光。
    新房子里开始了凌乱，中共代表团的人员纷纷收拾衣物，准备等马歇尔将军派
来接周恩来的专机一到，就随着去南京。
    这是周恩来离渝的前夜。窗外是如丝的春雨，嘉陵江上烟雾迷蒙。周恩来以富
于文学感情的思绪在凭窗远眺。他对重庆这个城市所感受到的一切是太深刻了。他
曾经在这里签下了几个历史文献；他曾经在这里经历了许多困惑而又悲哀的境遇，
直到最近他还痛悼与他并肩奋斗二十年的战友王若飞、秦邦宪、叶挺、邓发等为和
平事业，由重庆出发去延安请示而在中途遇难永不回来的损失。而现在，他要离开
这个地方了，百忙中他抽出一点空闲，徘徊在这暗夜的城市的边沿。他在寻思如何
排遣这寂寞的心境。正当他沉思的时候，有人来访问他了。访问他的是一个青年记
者。平常友谊的接触使他们之间消失了拘谨的形式，他们于是纵谈起来。
    “在此时，在此地，你对这多雾的城市一定怀有一种惆怅的感情。千万的人却
很想知道你创造历史的经历，以及你最初从事共产主义革命时思想生活转变的形态。”
    周恩来听了这青年记者的话，笑了一笑，他说：“那是平凡的经历，也是平凡
的转变。”接着是一段时间的静默，在这静默当中，周恩来已沉浸在回忆的海洋里
了。

    回忆的海涛激荡着浙江的一个古城，在绍兴，周恩来脱离母体而睁眼开始接触
了大千世界。时代环境：正当清朝政府腐败，革命思潮渐形澎湃。生活环境：当他
下地的那天起，他的中产家庭已趋没落。
    不过，他不失为一个世家子弟。他的年高祖父曾任淮安知县，他的外祖父曾任
淮阴知事，他的伯父是幕府人才。他的父亲呢，却是一个郁郁不得志的人物。他幼
年时代随祖父迁居淮安，以后就一直没有回绍兴，严格说来，他的家乡就是淮安。
周恩来自己也承认他对绍兴已毫无记忆。
    

    周恩来在幼年就饱尝了孤儿的痛苦，当他四岁时，他的生母就抛弃了他。他的
父亲把他过继给他的四叔，而四叔母就变成了他的母亲。
    母亲是一个知书识礼的人，她知道怎样使自己心爱的孩子得到家庭教育的好处。
八年的母教使周恩来至今不忘：“直到今天，我还得感谢母亲的启发，没有她的爱
护，我不会走上好学的道路。”
    与一般小孩一样，周恩来得念四书五经，学做策论。幼年时的诗文虽已不可记，
但他说那是颇得到长辈们的称许的。
    十二岁，正是宣统初年，周恩来离开了淮安，他要去东北了，他的伯父在东北
做事。当时像意味着一种永诀的难堪，他离家之日是挥泪别母的。经上海，去营口，
他踏入了新的天地。想不到，这次离别就是和母亲（即四叔母）的永诀。
    “三十八年了，我没有回过家，母亲墓前想来已白杨萧萧，而我却痛侮着亲恩
未报！”周恩来感情有点激动地追怀他的母亲。
    在那新天地里，他接触了新的人物，这些人物对他的思想有很大影响。在沈阳，
他开始进小学，读新书。
    小学教师中有一位教史地的高或吾先生，山东人，在宣统年间就剪了辫子，对
章太炎的道德文章尊崇备至。高先生介绍章太炎主编的《国粹学报》给周恩来读，
并把具有民族意识的顾亭林、王船山等人的学说向他灌注。他对常在《国粹学报》
上写文章的黄季则很为景仰。从学报上他读了邹容的《革命军》，知道了“三二九”
广州起义的意义。另一位教师姓林，教数学，曾介绍周恩来读《新民丛报》。因此
他又接触了梁启超那种笔锋常带情感的文章。他十三四岁时是十分喜欢学习新民体
的，不过在政治意识上，他有他的判断。他认为章太炎的主张对。

    在沈阳过了三年的读书生活，一九一三年周恩来从东北到了天津，他考进了南
开中学。北方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温床，戴天仇（即戴季陶）当时主编的《民权报》
曾为千万青年所爱读，周恩来是《民权报》的忠实读者，他保留有从天津及上海从
创刊到被禁的全份《民权报》。白昼上课，晚间读报是他在南开中学一段最难忘的
生活。戴天仇的论文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尤以骂袁世凯包藏祸心、盗窃民国的
文章更是有声有色，受到周恩来的赞赏。
    一九一四和一九一五年，章秋桐（即章士钊）办《甲寅杂志》，讲逻辑学，提
倡思想条理化。陈独秀办《新青年》，反对帝制，反对参战，反对借款和倡导文学
革命。五四前后，北京有《每周评论》，上海有《星期评论》。这些刊物都是启发
育年思想的前驱，而《星期评论》的主持者戴季陶鼓吹社会主义，更促进了周恩来
思想的发展。一种革命意识的萌芽，周恩来说“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在南开中学时，母亲病殁于淮安，他不能千里奔丧，曾向友人借钱寄回去葬母。
失了母亲对他虽然是一种打击，但他想到母亲的美德，生前期望他好学上进的殷切，
却也鼓励他挺胸做人的勇气。
    南开在当时受美国教育风气的影响，保有自由研究的作风，允许学生组织社团，
参加社会服务并从事爱国运动。周恩来像同时代的青年一样，在民族意识觉醒的时
代中被卷入了摇撼中国的社会革命运动。在学校时他是学生领袖，发起组织敬业乐
群会，大谈政治。他任副会长兼智育部长。吴国权当时任童子军部长，现任驻意大
利大使于煖吉曾是会员。他在学校参加反对袁世凯的演说比赛。一九一六年反对袁
世凯跟日本签订亡国的“二十一条”，学校并未禁止他的爱国行为。南开中学毕业
后，一九一七年，他到了日本，进行自修，他说：在“日本时也学会了一点日本话”。
    一九一八年，他参加留日学生的回国运动。一九一九年，他回天津进南开大学，
念了一年书。他在学校无心读书，却参加了当时如火如来的五四运动。绰号杨转子
的天津警察局长杨以德却把他和他的朋友马骏、郭隆真（女）等逮捕，监禁了半年。
邓颖超也是当年爱国分子，她在外面积极活动以营救被捕的同学。周恩来的出狱是
得到曾任北平《晨报》董事之一的刘崇佑的帮助。刘先生快肠义骨，好打不平，他
为周恩来辩护。后来上海七君子案，刘也是辩护人之一，抗战初期病逝于上海。周
恩来对刘崇佑的为人十分钦佩，说他是难得的好人。
    在天津过了半年牢狱生活，这失却自由的磨练使周恩来对中国社会问题加深了
理解。他出狱后决心远游，于是在一九二○年远涉重洋，到法国参加了勤工俭学的
队伍（出国前曾组织觉悟社，邓颖超是其中的一员）。
    周恩来游泳于思想的海洋，博览群书。初期，他对《克鲁泡德金自传》所提倡
的无政府主义颇以为然，并对苏菲亚表示欣赏。待他研究一番之后，又渐渐觉得无
政府主义走不通，讲暗杀，杀不完，不能解决问题。他的研究遂转向《共产党宣言》，
同时涉猎英文本的关于社会主义的书籍，他于是相信了社会主义。他在巴黎遇见了
李立三、王若飞、赵世炎等人，遂以世界公学社为基础，与张申府、刘清扬发起组
织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周恩来还笑着追述他加入共产党，是张申府、刘清扬介
绍的。

    花都巴黎的繁华，他并未有所依恋，两年后他到英国伦敦，跟着去德国读了一
年书。一九二四年，海天万里浮槎归国，已是一个革命组织者。孙中山先生在广东
揭联俄容共政策，准备北伐。周恩来抱着一腔热忱去广东赞助孙先生，他先任黄埔
军校秘书，并成加仑将军[注]的亲信；他复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与邵力子恰是
先后同僚。北伐开始了，在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间，奉命去上海组织暴动，援
助革命军夺取上海。他那时二十八岁，既无军事知识，也缺乏和工人阶级接触的经
验。当时他只凭一种决心和理论去工作，他在
    上海与工人领袖赵世炎、罗亦农等组成了五万人的纠察队，在法租界秘密训练
干部二千人。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一日，共产党发动上海总罢工，立即转入武装起
义，六千工人以有组织有斗争精神的声势起来做革命后盾，于是革命军到达上海近
郊时便能长驱直人了。
    中国近代史有声有色的一次工人运动，周恩来是策动人物。国民党在上海清党
时，他却成了秘密的亡命者。
    他先逃武汉，后逃南昌，接着走汕头，然后去广州。在这一串逃亡日子中，他
仍以革命组织者的领袖资格，和其他同志一起发动过“八一南昌起义”。一九三一
年他突破封锁线，进入江西的苏区。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去西北时，他亲身体验过
“万水千山只等闲”的滋味。
    根据名记者斯诺九年前到西北会见周恩来后所得的印象，说他是抛弃了中国旧
哲学的中庸和爱面子，具有耐劳忍苦的能力，绝对忠于思想，始终不屈不挠，这一
切造成了他这样的一个人物。

    从西安事变到现在，已经十年了，从执行中共“统一战线”策略而营救蒋委员
长时跟政府商谈团结算起，周恩来已经历了十年的谈判生涯。抗战八年中，他经常
来往于渝延，成为中共与国民党政府间唯一的桥梁。抗战期间因皖南事变，团结濒
于破灭，那时周恩来苦恼地住在重庆。他回忆说：“最无聊也在那个时候，朋友来
访，常常闲谈一个整天。”
    日寇投降后，为和平建国，国共间需要合作，今年一月政府召开了政治协商会
议。在政协会上，周恩来为西安事变的主角张学良呼吁说，不论为了道义与友情，
他有责任要求政府将张释放，言下几至唏嘘。
    政协开幕后，国内的和平事业仍多险阻，内战阴影日益扩大。周恩来代表中共
与政府及马歇尔将军虽然经过谈判协议方式签订了《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
《停战协定》、《整军方案》等文件，但到今日仍仅止于白纸与黑字。他却在商谈
中忙得往往通宵不眠。他日常的时间用于开会与接见宾客，只有午夜后才获得空闲。
他青年时代喜欢读小说，读报章杂志更十分细心，现在他的秘书每天帮助他用红笔
圈好报章资料，让他晚间阅读，必要时更为他剪报。在重庆，他读的报纸（包括京
沪平津的），共计二十余种。
    关于读书，他说除青年时读小说外，也研究过政治经济学，不过二十年来做事
多于读书，这是以后要设法补救的缺点。
    他总结十年谈判所得的教训，显得很沉痛地说：“明天我要去南京，为东北和
平继续与政府谈判了。但过去的教训却使我深怀戒心，我最怕两面派作法，因为两
面派作法只有增加新纠纷，而不是诚意地解决问题。”
    最后并感慨地说出他对中国民主事业发展前途的见解，他认为：“中国人民已
经起来，在我们这一生中还可以把艰苦途程走完而达到胜利。不过走最后这一段路
是更艰苦更困难，需要我们克服就是了。”

    夜深了，微弱的灯光照着周恩来那健康的手，他在一张白纸上为来访他的这位
青年记者题字，作为他离渝去京前临别赠言：
    “人是应该有理想的，没有理想的生活会变成盲目。
    到人民中去生活，才能取得经验，学习到本事，这就是生活实践的意义。”

                                                           一九四六年

下一篇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