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画像

    诗人生活不是一首诗，时代与社会的苦难已代替了闻一多原有的诗的情趣。
    他额上的皱纹如年华的符号，说明他将近五十，但他的胃病、近视眼疾、佝偻
的身腰，更加显出超越常人的老态。
    冯友兰曾倾诉过联大教授为了生活而兼差的痛苦，闻一多可说是深尝此中痛苦
的代表人物。他虽出身于世家，但入清华求学以至考取官费赴美留学，都完全靠自
己。他归国二十年来，过的是清苦生涯，只有抗战前转入北平清华任教时，才得到
一两年的舒适和安定。但是，自随校迁到昆明后，滇池的风月于他无份，晴明的云
彩也逗不起他的诗情，他为家庭的重累而奔忙着。
    教授的收入是微薄的，月薪不到二十万元，他的家用却需要三倍。他不昧良心
牟利，又不伸手向人要钱，在那高物价重压之下，他只好乞灵于自己了。
    衰微的晨光中，他爬起床，准备好功课去教别人，课罢回家，花一小时午睡。
下午的时间大多化在接应青年朋友和出外应酬上，晚上才是他写文读书的时间，也
是他代人刻图章取得生活资料的时候。
    别人为了慕名，他却为了生活。他以抑郁的心情接受许多人委托他代刻图章：
有象牙的，有石质的……每一个象牙章雕刻费可获六千元，石质的少一倍。他常以
三五小时的辛劳换取一点弥补家用的经济收入。他往往在午夜后两小时，仍在暗淡
的灯光下从事这种“手工业”。夜深沉，他已目眩腰痛，外面传来凄厉的风声，他
透过发光的眼镜，偷看已经入梦的妻儿，再看自己身上披着历经补缀的蓝布长衫，
禁不住流下热泪。
    壁架间有杜甫的著作对他表同情，也有马克思的学说向他发出轻微的叹息。他
的书是古籍与现代合流，他的研究生活也就具有两种不同的方式。

    周炳琳充满了怀旧感情，向我追述闻一多的往事。远在“五四”前后，闻一多
曾以学生身份参加过爱国运动。他是北平学生救国会的会员，后来又是上海学生救
国总会的工作人员。周炳琳与他的交谊，是从那样一个万方多难的年代开始的。
    “接着，我们都出国留学了，中间曾有一段长时间不通音讯。”周氏说。
    “在美国，闻一多初期研究艺术，后又转到西洋文学。归国后，他选择了教育
和文艺。
    “在武汉大学，在青岛大学，他除了教学外，把全部时间放在研究上。他不过
问政治，甚至远离了现实。他出版过诗集《红烛》与《死水》。他为泰戈尔影响下
的中国新诗坛，开拓了一条别具一格的新诗道路。他在清华大学的时间最久，也沉
默得最久。
    “我跟闻先生所研究的学问不同，我无法分析他的研究。从思想的转变上看，
都有轨辙可寻。”周氏接着说，“他之所以走出书房，接触政治，一句话，是因为
国家社会的现状太不成话了。
    “西南联大保有自由的传统，同事们有许多是抱有自由主义思想的，一样的不
满于现实，一样的希望能改变现实。但对闻先生那种赤裸裸无保留的从事民主运动
的热诚，对他那种无所私、无所求的爱国真诚，同事们都怀着敬重。
    “不过教育工作者却需要具有宗教的情操，不一定用偏激态度发抒自己的意见。
闻先生的做人及思想有一特点：他坦率，他专一。当他研究学问时，他不旁骛。当
他投身改革政治运动时，他献出了自己的一切。在今天，像这样一个纯真而又不怀
私念的人，是少见的。”
    周炳琳说到这里感慨起来了：“本来一个人从事某种运动，必然会与监狱放逐、
死亡结缘，但想不到闻先生竟这样快遭受了不幸！”

    闻一多是诗人，但诗人的气质却不重。
    闻立雕是他的二儿子，在他身边受着十余年的教养。立雕说：“我父亲就是一
个尊重孩童自由个性的人。他教育我们时，不大采用厉声斥责，用的是解说方式。
在吃饭和温习功课时，他常以温和态度谈到兄弟姐妹们所犯的错误，他也听取我们
的解释。”
    立雕又说：“他的脾气是急躁的，对坏人，他抱的是不两立主义。”
    闻一多在写作时，常爱叫家人把书室的门锁起来，让他安静地在里面写上几小
时。对青年，他常循循善诱，抱的是学习态度。
    他自从归国后，即脱下西服，改穿蓝布长衫，二十年来如一日。他由长沙西撤
时留了胡子，直到抗战胜利后才剃去长髯。有人赠他一袭虽旧而不破的长衫，他未
及穿就遇刺了。
    闻一多尽管是布衣淡食，却不改孜孜研究之乐，这是学人的本色。
    他对中国文学有高深的造诣，他以新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发掘一切。
    周炳琳说，闻一多对若干人提倡新孔学会表示不满，他说：“我钻在孔家店多
少年，我发觉没有什么东西！”
    对旧学的另一面，他却研究屈原，研究杜甫，研究“古乐府”，研究“甲骨文”。
研究的成就是惊人的。《楚辞校补》被公认为有价值的作品。闻一多将《楚辞》中
的《离骚》、《九辩》《天问》、《九歌》等篇，用一番精细的工夫校正文字和诠
释词义，从完善的整理方法上“替爱好文艺而关心于我们自己的文艺遗产的朋友们
在读这部书时解决些困难。”（《楚辞校补·序》）他从研究屈原作品中，接触了
那时代社会的不平与混乱，因而憬悟到当前残破的现实。他也希望在“众人皆醉我
独醒”的情势下为国家尽一分读书人应尽的责任。
    研究杜甫而成《杜甫年谱》，杜少陵的乱离之感及爱国热情对于他也是一种印
证。他看到壮丁被疟，他看到战争常给贫苦人民不合理的待遇。他认为杜甫的诗作
“三吏”、“三别”所吟咏的时代与今天并无太远的距离。
    《乐府诗笺》是他基于新观点加以阐述的。他对乐府文学的研究给新诗很大的
启发。他追溯西汉、东汉及魏晋民歌的成就，研究东汉及魏晋乐府的发展，探索唐
代黄金时代的形成，企图在扬弃之间为中国诗歌创造新路。他是一个不恋恋于古而
竞竞于今的人物。他研究旧的，也赞扬新的。艾奇与田间的诗就曾为他所推许，他
说田间是鼓手，无声的中国需要鼓手发声！
    立雕说：“父亲曾将《九歌》译成白话，由音乐家赵讽先生谱成歌剧。这工作
还未完成，他就撒手了！”

    闻一多的道路是积极的，宽阔的，千万后继者会追随他的足印而走向民主自由
的远方。
    “前脚踏出门，后脚就准备不再回来！”
    前驱者走了，他的走是向着伟大的休息。

                                                      一九四六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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