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的进退
最近得见梁漱溟的一封信，是他于一九四九年一月‘六日写给毛泽东周恩来的。
信中说：“迨外患既除，则事莫大于建造新中国，完成近百年来历史文化之大转变”。
他表示不去北京参加新政协了，打算闭户著书，将写《中国文化要义》，也将写
《现代中国政治问题研究》，准备有方案提出，“将来统当奉请教正”。梁漱溟之
闭户著书，是到重庆北碚的勉仁学院静居讲学，一边写作。值得引为思考是：正当
新政协将举行，制订建国纲领之际，梁漱溟却从轰轰烈烈的政治气氛中抽身出来，
不为个人名位荣誉考虑，却愿埋首于著述，冷静思索国家前途，拟献其所见，这在
当年是少见的人物。通过这封信，也可看到梁漱溟为人的风格，大有“平易恬淡，
则忧患不能人，邪气不能袭，故其德全而神不亏”的修养，也有“不刻意而高”、
“无功名而治”、“无江海而闲”的高致。（上引文见庄子《刻意篇》）
梁漱溟似乎具有独立特行的言行，这点不容易为别人了解，后来他的际遇已证
明了。他想在“众人皆醉，唯我独醒”的情势下尽国土的净言，就得有逆鳞的勇气，
而他是做到了，此所以为梁漱溟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