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家的鲁迅
中国现代作家辞典中,见不到专门写作书评的书评家,甚至于连书评家这个头
衔,也很少能够看到和听到;在中国现代出版史上,固然曾有指导读书的刊物,但
专门登载书评文章的刊物,也仍然是个空白。这都是事实,没有办法否认,也无须
否认。
但是,现代文学史上,书评文章就因此而萧条荒芜不堪了吗?并不。相反的是,
书籍评论,一直是现代文学史上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支脉。以作家评论家而兼书评
家者,指不胜屈。翻开鲁迅、茅盾、郭沫若、胡适、巴金、朱自清、老舍等文学先
辈的全集或文集,书评作品就占有他们文艺评论作品的相当篇幅,这几年,相继有
《胡适书评序跋集》、《朱自清序跋集》、《巴金序跋》和《鲁迅论创作》、《郭
沫若论创作》等等书籍出版,读者们有机会集中领略他们在书评作品中闪耀着的思
想光芒和斐然文采,从而知道:在没有书评家称谓的现代文学领域里,竟然有那么
一大批足称学习楷模的书评大家在。
鲁迅先生,既是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和文学家,更是一位几十年如一日,辛
勤笔耕又成就卓著的书评家。他的书评,构成了他文艺思想和文艺批评整个乐章中
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音符。如果从鲁迅先生书评的广度上来看,就可以发现,他的
视野从古代文学到近代文学一直贯穿到当时的30 年代文学;甚而至于,他书评的
范围并由文学延伸到艺术领域;如果从他的书评形式来看,则更显得多姿多彩,不
拘一格:大凡从文学史著作、书籍序跋、新书广告一直到杂文中的部分内容。是的,
鲁迅的书评不拘一格,这对于传统的书评模式无异是个反动,而这个“反动”却正
是拓宽书评作品道路的必要。既然“文有法则文亡”,一切文学形式都在突破固定
的传统,寻找更加贴近读者形式的时候,鲁迅当年的娴熟运用的诸种书评形式,正
是对书评形式的一种开放型的成功的探求,并对我们现在书评形式的多样化,更提
供了学习的榜样。
如果说,书评也可以分为不同层次的话,读后感之类,也许可以算做比较一般
的层次:就书论书,给读者以对这部书的有关内容的评析,从而引导读者自己去读,
去想,去作出自己的判断和评价。至于高一层次的书评,比如文学史中的评论,就
非学殖深厚的学者所莫为了。在这样的书评里,作者必须通晓该书的一切方面,同
时更纵横上下地把该书放在相同性质的历史范围里去比较鉴别,从而评判出它的真
的价值。在这里,需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在这里,同样需要作者高屋建瓴的气
魄,更需要作者的理论勇气。鲁迅之伟大,鲁迅之书评所以切中肯綮,具有以理服
人的巨大慑服力,就正是因为他理论上的坚实和目光的开阔。1923 年,他写过我
国第一部小说史专著《中国小说史略》,次年又写成《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六讲。
直到60 年后的今天,这两部小说史中对众多小说的评论,仍然如精金璞玉一般,
闪烁着耀眼的光芒。他对众多的小说作品的评论,仍然可称为“的评”。在《中国
小说的历史变迁》第五讲中,鲁迅讲到《金瓶梅》这部由诞生之日起至今,一直被
一些人们自觉不自觉地视为天下第一“淫书”的著名小说,鲜明地表明自己对“淫
书”论的不能苟同。鲁迅说:“当神魔小说盛行的时候,讲世情的小说,也就起来
了(在《中国小说史略》中,鲁迅就称《金瓶梅》为“世情书”——高信注),其
原因,当然离不开那时社会状态,而且有一类,还与神魔小说一样,和方士是有很
大关系的,这种小说,大概都叙述些风流放纵的事情,间于悲欢离合之中,写炎凉
的世态,其最著名的,是《金瓶梅》。”他肯定了《金瓶梅》的佳胜之处是作者
“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
机,或一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同时说部,无以上之”,
“作者能文,故虽间杂猥词,而其他佳处自在”,与“著意所写,专在性交,又越
常情,如有狂疾”的说部,与“意欲媟语,而未能文”刊布于世的“小书”相比较,
《金瓶梅》自然属于“世情书”之上乘。但许多论者何以对《金瓶梅》白眼相加,
丑诋不休呢?鲁迅以为,这是不明白作品产生的时代氛围所致。在《中国小说史略
》第19 篇《明之人情小说》(上)中,鲁迅说:“成化时,方士李孜僧继晓已献
房中术骤贵,至嘉靖间而陶仲文以进红铅得幸于世宗,官至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少师
少傅少保礼部尚书恭诚伯。于是颓风渐及士流,都御史盛端明布政史参议顾可学皆
以进士起家,而俱借‘秋石方’致大位,瞬息显荣,世俗所企羡,侥幸者多竭智力
以求奇方。世间乃渐不以纵谈闺帏方药之事为耻。风气既变,并及文林,故自方士
进用以来,方药盛,妖心兴,而小说亦多神魔之谈,且每叙床第之事也。”而在鲁
迅看来,同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一样,古小说《金瓶梅》正是反映15 世纪明代社
会生活的“世情书”,全然不必以偏概全。在《‘题未定’草》中,他更完整地表
示了他书评的基本观点:“世间有所谓‘就事论事’的办法,现在就诗论诗或者也
可以说是无碍的罢。不过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
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很容易近乎说梦的。”鲁迅
的书评作品的另一个重要特色是决不泛泛而论。他往往在深刻全面地透视该作品的
思想与艺术的同时,准确地把握作品的精髓和它的时代意义,不遗余力地为新的作
家和新的作品——哪怕是尚不成熟的作品而呼号,而这也正是有眼光的书评家的责
任。葛琴的小说集《总退却》中,7 篇作品,取材于工厂和农村。其中《总退却》
更及时描写了上海“一·二八”战役中,兵士们的转变和被迫退却时的愤懑心态。
鲁迅在为这本小说集所作的序言中,说明了新文艺作品“写什么人”是个重大问题。
《总退却》的总趋势是值得肯定的,它能够从历来小说的写“英雄”、“才子”发
展到着眼着笔于人民大众,这无疑是一个划时代的变化。鲁迅说:“古之小说,主
角是勇将策士,侠盗赃官,妖怪神仙,佳人才子,后来则有妓女嫖客,无赖奴才之
流。
‘五四’以后的短篇却大抵是新智识者登场,因为他是首先觉到了在‘欧风美
雨’中的飘摇的,然而总还不脱古之英雄和才子气。现在可不同了,大都已感到飘
摇,不再要听一个特别的人的运命。”时代变了,广大读者是希望看到如自己一样
的普通人在大时代中的“飘摇”和抗争。“这一本集子就是这一时代的出品,显示
着分明的蜕变,人物并非英雄,风光也不旖旎,然而将中国的眼睛点出来了”。这
是《总退却》最突出地,同时也是引导人们进入“更广大,更深远”的时代生活的
参考,尽管“作者的写工厂,不及她的写农村”,然而,它的价值却是不可忽视的
;在为萧军的小说《八月的乡村》作的序里,一语中的地点出此作“却于‘心的征
服’有碍”,而有人正是向日本帝国主义献策:“要征服中国民族,必须征服中国
民族的心!”所以“这书当然不容于‘满洲帝国’,但我看也因此当然不容于中华
民国”。为什么呢?因为《八月的乡村》“严肃、紧张,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
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蝈蝈,蚊子,搅成一团,鲜红的在读
者眼前展开,显示着中国的一部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凡有人心的读
者,是看得完的,而且有所得的”。同样,萧红的《生死场》一书中“北方人民的
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
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她才会给你们以坚强和挣扎的力气”。在
鲁迅看来,书评的任务就在于推出新的作家,新的作品,因为,这不仅关乎某个作
家,某个作品的能为社会的承认,而且更在于它关乎着文学事业的健康发展和繁荣
昌盛。他曾慨叹于“这两三年来,无名作家何尝没有胜于较有名的作者的作品,只
是谁也不去理会他,一任他自生自灭”。基于此,他也曾向别人提议过:“搜罗了
各处的各种定期刊物,仔细评量,选印几本小说集,来绍介于世间。”他相信这经
过评论家、书评家“仔细评量”而选印的小说集,必能使“新的,年青的,没有名
的作品站在这里了,以清醒的意识和坚强的努力,在榛莽中露出了日见生长的健壮
的新芽”。数年之后,良友图书公司决定编印一套《中国新文学大系》,编者赵家
璧约请鲁迅为《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写序。鲁迅欣然应约。在很短时间内,
日日研读1917 年新文学运动开始到1926 年10 年间除文学研究会、创造社两个
文学团体外的大批作者的小说作品,从中选出33 位作家的59 篇小说,约45 万
字,并在长篇序言中,对这些作品作了中肯精辟的评论。
身为评论家兼书评家的鲁迅又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编选感想》中
从总体规模上,为10 年间的小说创作进行客观的、科学的评估:“这是新的小说
开始的时候。技术是不能和现在的好作家相比较的,但把时代记在心里,就知道那
时倒很少有随随便便的作品。内容当然和现在不同了,但奇怪的是20 年后的现在
的有些作品,却仍然赶不上那时候的。”我们常说文艺批评,包括图书评论需要大
手笔。什么是大手笔呢?我看这大手笔倒并不仅仅限于学养和文笔,更重要地还应
该是他的作为评论家的包藏万汇的胸怀,他的站立在时代的高峰上纵览群籍的眼光。
读者之所以对这样的大手笔的心仪和敬仰,也就正在于他们跳出了就书论书的框子,
书评在他们笔下映现出一个时代的精神海洋的浪花和波澜,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呵!
书评既然是文艺评论的支脉,它必须对它评论的主体说长道短,也就是说,它
必须“好处说好,坏处说坏”,必须实事求是。一好百好的捧场和不分青红皂白地
全盘否定,都是不足取的。在谈到文艺评论的这种弊端时,鲁迅说:“批评的失了
威力,由于‘乱’,甚而至于‘乱’到和事实相反,这底细一被大家看出,那效果
就相反了。所以现在被骂杀的少,被捧杀的却多。”鲁迅当年的话,至今不是仍然
值得我们的文艺批评作者和书评作者深省么?
廉价的捧场的书评,之所以种子绵绵不绝,以至于成为评论的痼疾,原因固然
很多,但主要的怕还是在于作家缺乏容人的雅量。所以,鲁迅在《看书琐记(三)
》中,很形象地阐述了作家和批评家的关系:“作家和批评家的关系,颇有些像厨
司和食客。厨司做出一味食品来,食客就要说话,或是好,或是歹,厨司如果觉得
不公平,可以看看他是否神经有病,是否厚舌苔,是否挟夙嫌,是否想赖账。或者
他是否广东人,想吃蛇肉;是否四川人,还要辣椒。于是提出解说或抗议来——自
然,一声不响也可以。但是,倘若他对着客人大叫道‘那么,你去做一碗来给我吃
吃看!’那却未免有些可笑了。”也许是书评家不想与这班“厨司”纠缠,因而书
评云尔,总是颂歌盈耳;也许文艺界就有那么几个小圈子,用现在流行的俚语来说,
有那么几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哥们儿弟兄,书评之类竟成了轿子、喇叭,
这就不能不使书评大大掉价。鲁迅的书评,是恪守了他的原则精神的。他认为,作
品和评论是相互促进的文学发展的两翼,正常的情况应该是:“批评者有从作品来
批判作者的权利,作者也有用批评来批判批评者的权利。”因此,鲁迅的书评不作
违心之语,直抒胸臆,褒贬无隐,这种书评既对作家负责,又对读者负责,反映出
一位伟大文学家光明磊落的胸怀和严格要求与不加苛求的风度。对于别人的作品,
不用说了。对于他自己的作品,他也是十分客观公正地加以评述,或者更严格一点。
在《〈自选集〉自序》一文中,他谈到自己的第二本小说集《彷徨》时这样说:
“得到较整齐的材料,则还是做短篇小说,只因为成了游勇,布不成阵了,所以技
术虽然比先前好一些,思路也似乎较无拘束,而战斗的意气却冷得不少。新的战友
在那里呢?我想,这是很不好的,于是集印了这时期的十一篇作品,谓之《彷徨》,
愿以后不再这模样。”以后更自我解剖这时期的作品是“一面也减少了热情,不为
读者所注意了”。在《故事新编·序言》里,他还评论这本集子里的《补天》中:
一个古衣冠的小丈夫,在女娲的两腿间出现的情节,“就是从认真陷入油滑的开端
……油滑是创作的大敌,我对于自己很不满……我决计不再写这样的小说,当编印
《呐喊》时,便将它附在卷末,算是一个开始,也就是一个收场”。
假如说,对自己的作品,对同辈人的作品,作出实事求是的批评或者稍微激烈
的批评并不太难的话,对于前辈的作品就不啻是对一个真正的书评家评论家的考验
了。我们中国不是早就恪守为贤者讳,为尊者讳,为亲者讳的信条吗?章太炎先生
早年曾以革命家现身,亦曾授业于年轻时的鲁迅,但后来却退居为宁静的学者,
“既离民众,渐入颓唐,后来的参与投壶,接收馈赠,遂每为论者所不满”。鲁迅
认为“这也不过是白圭之玷,并非晚节不终”。
太炎先生毕竟是旧民主主义时期的革命者,他不可能超越过他的时代和阶级的
局限的。在这一点上,鲁迅对先辈是宽容的。但对于1919 年出版的《章氏丛书》,
他却坦率直言这部章氏文集的不足。鲁迅指出:“《章氏丛书》虽由太炎先生的弟
子钱玄同、吴承仕编校,但却经太炎先生手订,大约以为驳难攻讦,至于忿詈,有
违古之儒风,足以贻讥多士的罢,先前见于期刊的争斗的文章,竟多被刊落……1933
年刻《章氏丛书续编》于北平,所收不多,而更纯谨,且不取旧作,当然也无斗争
之作,先生遂身衣学术的华衮,粹然成为儒宗”了。在鲁迅看来:“战斗的文章,
乃是先生一生最大、最久的业绩,假使未备,我以为是应该一一辑录、校印,使先
生和后生相印,活在战斗者的心中的。”殷殷期待,发自肺腑,铮言批评,诚恳感
人。“我爱吾师,我更爱真理”。在这里,鲁迅对《章氏丛书》之爱,并不因为它
的著者是自己的尊敬的师者、贤者而打丝毫的折扣,再一次展示了一位真正的书评
家的风格和风度,而这种风格和风度,未尝不是医治我们今天文艺批评,包括书评
写作中不尽令人满意的药石!
书评,是文艺评论的一种,因而,正如文艺批评一样,书评也是书评家的创作,
只是,它的创作对象,大抵以所论图书为主罢了。鲁迅先生有言:
模仿和依傍,产生不了真正的艺术作品。那么,书评这种创作,自然也最忌模
式化了。在真正的书评家的笔下,书评应该有书评家的真情实感,真知灼见;书评
应该有尽可能密集的信息量。它应该而且能够,尽可能展示书评家的学养和识见,
性情与风骨。诚如本文开头所说,它的形式也就应该是不拘一格的,它当然应该而
且能够写得文采斐然,摇曳多姿,纵横自如,潇洒深厚。作为书评家的鲁迅,在他
的书评作品中,或以序跋,或以评论,或以广告,或以“编后”诸种形式出之,或
以浅近晓畅的白话,或以骈四俪六的古文笔调道之,所著之文,莫不流泄出他深入
底里的剖析,精辟透彻的褒贬。
他注重他的书评与评论主体的贴近,同时也注重他的书评与他的读者及时代现
实的契合。别具一格的书评,是伟大的鲁迅文学生涯中创作令人注目的一部分。且
看他为《莽原》周刊所写的“出版预告”:“本报原有之《图画周刊》(第五种),
现在团体解散,不能继续出版,故另刊一种,是为《莽原》。”寥寥数语,介绍了
《莽原》的渊源。“其内容大概是思想及文艺之类,文字则或撰述,或翻译,或稗
贩,或窃取,来日方长,无以预知”。生动幽默之间,点出刊物性质内容“但总期
率性而言,凭心立论,忠于现世,望彼将来”。
四句排比,读来铿锵,托出刊物宗旨。在柔石《二月》小引中,鲁迅先生用了
叙事诗的笔调,铺排书中各类人物:“冲锋的战士,天真的孤儿,年青的寡妇,热
情的女人,各有主义的公子哥儿……”构成一幅“死气沉沉而交头接耳的旧社会”
的人间百相;继以“浊浪在拍岸,站在山冈上者和飞沫不相干,弄潮儿则于涛头且
不在意,惟有衣履尚整,徘徊海滨的人,一溅水花,便觉得有所沾湿,狼狈起来”。
从而引申出书中的“萧君”“极想有为,怀着热爱,而有所顾惜,过于矜持,终于
连安住几年之处,也不可得……他仅是外来的一粒石子,所以轧了几下,发几声响,
便被挤到女佛山——上海去了”。虚实相生,充溢着哲理和诗情。《淑姿的信·序
》,是鲁迅先生惟一一篇用骈文形式写的序言,也是一篇别具一格,一唱三叹的
“伤逝”。在序中,鲁迅对金淑姿贯注了极大的同情和哀婉:“夫嘉葩失荫,薄塞
夺其芳菲,思士陵天,骄阳毁其羽翮。”鲁迅概括这些遗信的内容说:“逝者如是,
遗简廑存,则有生人,付之活字,文无雕饰,呈天真之纷纶,事具悲欢,露人生之
鳞爪,既欢娱以善终,遂凄恻而令终。”以这样的序与《信》并读,也堪称珠联璧
合了。难怪许广平同志说过:“写完这篇序文,鲁迅自己亦十分欣赏,说可以交卷
了。稍稍了解鲁迅旧文学根底的,都晓得他对六朝文的研究颇深,这回是因为要痛
责程生(程鼎兴,金淑姿的丈夫——高信注),以文言文中骈文出之,全篇文字铿
锵入调。我们两人曾一同朗读,所以至今还留有深刻印象。”书评(包括序言)能
写到上述思想和艺术高度,也真是大为不易了。比之以刻板拘谨,墨守成法而洋洋
洒洒的书评来,其高下优劣,也就不可以道里计了。
鲁迅的一生,书评写作的理论和实践相当丰富,由于他的书评又以多种多样的
写作形式出现,这就给我们探究书评写作的更加丰富多彩的形式提供了足资借鉴的
范本。新时期的书评家有责任继承鲁迅以及前辈书评家为我们创造的书评遗产,也
有责任学习他们的人品文品,继续他们的事业。
(198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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