倥偬生活中的小插曲

    6 月又到了。在北方这正是农忙的麦收季节。但我却坐在家里，吃完晚饭，捧
着一杯茶，在电视《新闻联播》的节目面前舒舒坦坦地看各地农民抢收麦子。我说
“舒舒坦坦地”，是从电视上的镜头而联想起的一种感觉。六月间雨多，收麦子要
抢时间，不然碰到一场阵雨，麦子发了芽，辛辛苦苦种的粮食就要糟蹋了。我看到
农民忙得满身大汗，同时又心急如焚，我心里开始感到不安起来，因为我是过来人，
能够想象得出他们的心情。现在我已年过八旬，离休了，还闹过一场大病，正在养
病，大概再也不会参加麦子抢收了。但关于麦子抢收的回忆，却涌上心来。

    那是30  年前的事，“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没有多久。我已年过
半百，白发苍苍。那时“群情振奋”，革命的气氛轰轰烈烈。我所领导的那个部门
里一些由我培养过的编辑和翻译们，一夜之间，成了无产阶级文化战士，闹起革命
来。我也决心随大流，跟在他们后面“学习”。有一天我所属的那个机构的走廊上
贴出一张覆满了半面墙的布告，通知大家到展览馆剧场去参加一个批判大会。我想
我也应该去接受教育。下午我按时去了。会场里人声嘈杂，满满一堂，一千余人。
我在一个不显眼的角落里找到了一个空位，不声不响地坐下来。但不到十分钟，我
精心培养了数年的一位年轻编辑走了过来，他一反常态，厉声地对我说：“滚出去！”
他摇身一变，已经成了一个革命派头头。我看了这个架势，知道不“滚出去”会有
更难堪的场面出现，我乖乖地走出了会场，但是没有灰溜溜地低着头。我昂起头，
东张西望，想看个究竟。迎面开来了一辆卡车，从上面拖下来了几个人。在这几个
人中有一名我看得比较清楚，因为他个子高，但骨瘦如柴，很吸引人的注意。我立
刻认出来了。他就是中国作家协会的党组书记、也是我业务上的一名领导邵荃麟。
我常常与他见面，有时还到他家开会。

    他平时是靠打补药针维持工作能力的。看来他这次是被批判的主要对象。我马
上就联想到，他在台上站一个下午，由“革命群众”指手画脚地对他批斗，他如何
支持得了？正当我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已经被推进了会场，我只好趁机赶快走
开。这时我却主动地低下了头，我感到很难过，心情沉重。

    自从那天起，我正式“靠边站”，而且被划入了“牛鬼蛇神”的行列。

    第二天“革命群众”——事实上是我的部下——为我开了一个专场的批斗会，
给我戴一顶正式帽子：“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加“党外走资派”——因为我虽然没
有入党，但我是部门业务的绝对领导，而文化大革命的矛头是指向“党内走资派”，
既然要批斗我，就必须名正言顺，加上“走资派”的领导头衔。

    但不能说“党内”，只好加个“党外”的定语。这是革命群众的天才创造，我
也就这样正式被“专政”。

    但我没有被下放到外地的农村去改造思想，因为我所主管的是一个对外的文学
刊物，用英、法文编辑出版，对象是海外的洋读者。它在“文化大革命”中，按国
家的规定，没有停办。我从它一创办起就一直是它的定稿人和清样的终审者。这是
一种外语的专业活，而且是一种高层次的外语专业活，因为这是个文学期刊，文字
水平必须有点“文采”。所以我的被专政就打破了一点常规：刊物每期的清样必须
仍由我看过，才能送印刷厂上机器。这样，我的被专政和劳动改造只有在机关里进
行。但我每年得下乡去劳动一次，那就是六月间在本机关“革命群众”的监督下，
去京郊农村抢收麦子。

    我是属于“牛鬼蛇神”的这个范畴的人物，抢收麦子就与农村和城市去的“革
命”群众不同了。干活我得打头阵，由两名青年的革命同志在旁监工——当然他们
也劳动，只不过自然、松快得多。除了小便不得不短暂离开场地外，稍一懈怠就要
受到申斥：“资产阶级投机取巧的劣根性又发作了！”我马上得调动体内所有精力，
作出竭诚决心改造思想的劳动表现。我什么都干：割麦子，晾麦子，打麦子，背麦
秸上垛，等等——那时还没有联合收割机，一切都是用手操作。我当然愉快地接受
这种方式的思想改造——不过这里面有些装假。我终于每次都顶过去了。幸好我先
天性的血压低，没有出过生理上的事故。至于“在灵魂深处闹革命”我倒有些收获。

    “革命派”对我不时的申斥，再加之偶尔飞到脸上的一掴巴掌，启发了我许多
思路，发现许多人生问题——中外许多大哲学家不曾提到、甚至也不曾想到过的一
些问题。即在响当当的“革命词句”下所引发出的“人的尊严”问题。“人”究竟
有没有“尊严”？这个问题使我苦恼。但转念一想，既是“牛鬼蛇神”，也就谈不
上什么“人”的“尊严”了。作为“低等动物”，自己事实上“狗屁不值”！这个
结论在脑海中一闪现，苦恼也就不成立了。

    这不是“阿Q 精神”。阿Q 挨了打，还有一种精神胜利法：“儿子打老子”。

    我连这种想法都没有了。倒是中国的传统哲学——“既来之，则安之”多少在
我的情绪上起了镇定作用。

    这也是为什么每天在下工后，我在“专政队”的押解下回到村子里来吃饭时，
村里的顽童们就站在路旁看热闹，就对我喊：“老白毛！老白毛！”“白毛！”指
的是我头发。村里也有白发老人，但这些小家伙心目中所想的却是我这副狼狈、倒
霉、罪犯相。事情既然如此，我觉得心里也不应有什么波动。我拖着我那已经有些
酸软的腿，旁若无人地走进村子，抓紧时间吃点什么，因为晚饭后我还得调动我剩
下的一点精力干夜活——抢收。

    到了午夜，一天的活总算告一段落了。回到村里再没有孩子们观赏我。

    这时我已经累得什么也不想了。我们一般是五六个人睡一间农民腾出的家里小
房，“革命派”和“牛鬼蛇神”，只好混杂在一起睡。我是我那个小房里的唯一
“反动派”。虽然大家平时在一起工作，商量工作，但现在形势变了，关系也变了，
我们什么话也没有说的，只是暂时和平相处，没有申斥——大概他们也累得够呛，
革命的“义愤”也暂时消退了。我也不声不响地在一个角落里躺下来。这里当然没
有床，只是在地上铺一条毯子，我同样也因为累，一躺下就呼呼地睡过去了。我的
罪犯感也同样消退了，一觉睡到天亮，又开始下地“抢收”。



    这样的麦收过程一般持续三到四个星期，在“文革”时期每个夏天都是如此，
我都被押解去参加。只有到了“文革”中期，“革命派”的朋友们为了争夺单位的
领导权——他们真以为爬到领导地位就可以坐江山了！打起派仗来，自己也不再下
乡去支援农民“抢收”了。我也就被扔到一边。甚至平时申斥我的人也投入夺权的
战斗，不再理我，晚上我也可以回家了。我这才算松了一口气，但不无遗憾：几年
的宝贵光阴白白地流失了。在感到惋惜之余，我便对我的生活安排私自另起炉灶。
“革命派”的派仗越打越酣，甚至到闹出人命的地步。他们没有工夫再来抄我的家
或检查我的住房。多年来第一次我享受到了“清闲”——当然只有在晚间——白天
仍得干打扫厕所和办公室的卫生工作。我便利用此时间开始写起我多年想写而因为
当了“领导干部”无机会写的长篇小说来。从1974  年下半年开始，我每晚回到家
来，猫在我那睡房兼书房里，由我的老伴放哨，开始干起“人类灵魂工程师”工作
来。

    每晚我可以偷偷写两千字到三千字，到1976  年“文革”结束时，我的《土地
》三部曲已经初具雏形了，约一百万来字。

    我在这次伟大的运动中，平心而论，表现平平，只有这三部长篇算是我可以留
下来的唯一纪念。但它们是成绩，还是罪过的见证？——因为我没有认真地在“灵
魂深处闹革命”，而钻了“文革”的空子，干起私活来，我不敢定论。但“文革”
这种整人的方式和艺术，确是前无古人，但愿后无来者。

    它是人类历史上的大创造，大发明。我能躬逢其盛，亲身尝了它的味道，可以
说是不虚此生，而“舒舒坦坦”地坐在电视机前回味这一场荒唐而又残酷、但实质
上可笑而又可怜的闹剧，我甚至还从中感到一种哭笑不得的情趣。

--------
泉石书库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