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聊时代

    九十年代以后，由于大众文化市场和传播业的蚕食，写作特权正逐渐从一小部
分所谓的文人和作家那儿转让出来（虽然由文人和作家撰写的当代文学史并没有终
结）。民众的失语症（他们的私人交流散失在民间，却没有对文化正史构成有效影
响），随着书面语时期和代言人制度（即由那些拥有写作和说话优先权的人物包办
社会声音的时期以及相应的表达程序）的解体而有了治愈的希望。民众社会的声音
被发现了（听者和说者都意识到了这一点），它开始产生效果。但是，一种真正意
义上的“公民文化”（如阿尔蒙德所论述的）并未迅速来临，先期涌现的，是我们
此刻正在亲历的“民众庆典日”，或者是一种节日狂欢式的“市场喧哗”。它把收
集来的私语（或来自内心的）上升为一座城市的所有居民都耳熟能详的普遍闲聊
（通过广播、电视屏幕、报纸副刊上的写作、影院、电话节目和歌带复制品），它
言及民众社会的一切秘密：宠杂的信息、生活现状、肤浅的话题、道德常识、日常
情感与趣味、对偶像和包装的过分热衷以及由此导致的精神事物延搁、衰退与休克。

    现在，我们不出家门（当然我们只要愿意，随时能走入城市深处的另一个场景），
闲聊便可以开始了。“陌生的人群”（如里斯曼所论述的）之间有了倾诉与回应；
彼此的隔绝状态打破了，我们阅读通俗小说，在电视屏幕前看肥皂剧，同电话节目
主持人聊天（尼采说：人走向他的邻人是为了寻找自己）。我们从流行歌曲的唱词
中谋求“外来指导”（就像里斯曼所指出的）；我们知道不仅我们，而且别人，生
活也常常“出了问题”（就像海勒所说的）；然后我们通过上述途径，获得一种温
暖的安慰（冯尼格说：就这么回事）。

    我们经由闲聊，了解到什么是好东西和好品位（库里奇断言：广告就是使人们
对更好的东西产生购买欲望的手段）。什么是礼仪和高雅（“他们必须接受文化的
熏陶，而不只是识几个字而已”这是商业巨头费莱纳在本世纪初说的）。我们慵懒
地坐在房内，闲聊把我们包围，“存在从四面八方向我们涌来”（雅斯贝尔斯如是
说）。遥远的往事，身边的琐闻，失去的童贞，青春的故事和老人的演义，它们都
被陈述，或者，浮现在屏幕上，连屏幕上的人物，都在那儿侃侃而谈无休无止（
“人可以借助语言的表达把人整个地歪曲了”，这是雅斯贝尔斯说的）。我们跳来
跳去地倾听（或观看）各个片断，闲聊的主题不停地变幻，“没有时间去展望整个
生命”（也是雅斯贝尔斯说的）。我们在闲聊中获取一点理解、温情和爱（荷妮指
出，那是现代人“对爱的病态需要”。当然，弗洛姆的意思正好相反）。我们在闲
聊中潜移默化地学会了流行用语和表达式，修辞、声调、吐字时的节奏，拖腔与尾
音的升降都充满了学问（雅斯贝尔斯说：未被照亮的种种现实就遮蔽在习惯用语之
下）。不过，这种闲聊，究竟使我们和世界接近了，还是相反地，变得更为生疏和
茫然呢？（托夫勒说，信息和知识越多，我们就越难以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是，至少在目前，闲聊还没有把我们变成“想象中的世界公民”的企图。它仅仅
是形形色色的私语——祝祷，与他们分享快乐、发牢骚、失恋、乡愁，自我欣赏、
调侃、逢场作戏、小幽默、趣味传授、节日恭贺，礼仪往来以及所有情感絮语（例
如苦恼、受挫感、忧伤、失意）的无限蔓延。

    情感絮语的表达权，现在回归于那些无名的私人（无论是维特还是包法利夫人，
他们都把表达权让渡给了代言人：歌德与福楼拜）。同时，由于任何一种情感絮语
都由它的当事者直接陈述，它就以原始素材的形态迅速被许多陌生人所吞咽、分享
与尽览无遗（虚构性的消失是这些平庸故事仍能打动人心的重要条件）。民众不再
有读经典小说的必要了，因为在他们身边，类似的缠绵悱恻的故事有的是（虽然他
们难以见到这些故事的真实主人公，不过他们确信主人公在地点与时间上与他们的
共存性）。毫无疑问，民众的失语症在得到了矫治（医生不能期望他们出语惊人），
但是，这种表达权的下达和均分，必然导致文化整体的下滑（代言人的缺席或失效，
使文化丧失了代表人物）。“基本智能的下降”（拉斯奇的说法），民众闲聊中所
流露的“所有个人关系都带有一定的肤浅性”（罗素的说法），以及通过闲聊将自
己的情感定型在易懂的句型中，使自己最终成为“被制成标本的人”（爱略特的比
喻），这就是闲聊时代的第一个成果。

    在一个闲聊时代，潜心思索又有什么用呢（我们想起了荷尔德林的诗句）？人
生的真谛已不在书斋中，而在音像架上，在屏幕的广告动画里。它们向我们灌输
（或推销）生活的“真理”，每天为我们摆出一张魔桌（我们想起了格林童话中的
召唤：“餐桌，摆满”），出示“长命药水”（我们又想起了巴尔扎克的小说）和
护肤美容霜（对青春永驻的承诺酷似“从此过着快乐的生活”这样一句《天方夜谭
》中常用的结束语）以及“有钱真好”的朴素箴言。随后，它又义愤地或者娓娓而
谈式地向我们诉说“金钱的罪恶”与人在拜金狂潮中的堕落（如莎士比亚所揭示的），
所以不能“犯规”（广告则在另一边煽动：有钱赶紧“花掉”，这才是减轻罪恶杜
绝他人欲念的最好方法）。这种层出不穷的自相矛盾的陈述，是因为所有的闲聊者
（歌词作者、播音员、剧作家、记者之类）都处在一个自相矛盾的时代。这个时代
已经失去了批判的潜能和最初的震惊感（已经不再有新思想了，一切都在历史上演
出过），但是它都能把所有的现成的批判言词接纳下来，消化掉并输入闲聊者的知
识档案，然后在合适的时候将它检索出来，向听者讲说。不错，这就是闲聊时代关
于享受/ 罪恶，金钱/ 道德彼此和解的范例，而闲聊本身则不失优雅地生存在这一
背景前，成为这种和解的又一成果。



    那么，我们的性爱关系又如何在闲聊时代找到它的表达式呢？“骑士精神死亡
了”（我们想起了吉诃德），情爱“陷入金钱的冰水中”（马克思的经典用语），
男人在两性之战中节节败退（我们想起了女权主义）；而同时，男人的声音仍然顽
强地存在：女人成了在家中等候丈夫的“漂亮摆设”（广告的核心图像），她们是
“小甜心”（影视中的常用称谓），“女强人”（好事的记者在经济至上，崇尚成
功的历史氛围中的溢美之词），“受害者和悍妇”（这是波娃的概括），如此等等。
我们无法分辨出闲聊中的女人形象究竟是什么。闲聊还告诉我们，性爱本身并不重
要，重要的是维持性爱的“技巧”、“操作”和“游戏规则”（荷妮说，在对爱的
要求后面，隐藏着一种内在的敌意）。闲聊告诉我们，一切都是身外之物，关键是
自我的感觉，自我的保护和自我的完善（于是，关于个人生活的美妙安排就是我们
的主题），办法就是竭力去追求为时尚所主宰的更加肤浅的事物（尼斯特朗所言），
以免遭他人的侵扰与损害。闲聊最后说，我们必须装扮自己，过好每一天，（生命
太短促了），尤其是不放过每一个节日（德博德说，人能利用每个机会和借口“不
间断地造出许许多多的虚假需要”），与此同时，“塑造”一个现代人形象就不仅
为了应付社交，而且简直是我们的头等大事。我们都是艺术家，而“艺术家的头一
件作品就是他自己的性格”（梅勒的名言）。现在，我们知道了闲聊时代的另外一
个成果：不仅每个人有闲聊权，而且有表演权，它使我们懂得，我们每个人在本质
上（也许是在受到暗示以后）都是“纳西索斯”。

    也许，我们正处在以“纳西索斯”命名的文化中。诸如“历史时间感的淡薄”、
“成就的失色”、“个人主义的登峰造极”、“娱乐工业”和“文化多元化”（都
是拉斯奇的提法）在我们的闲聊时代产生了回应，这是一种不可避免的“文化后效”
吗？我们在深夜的倾听中（电话节目愈来愈盛行了）

    陶醉，不是因为失眠才倾听，而是为了倾听才失眠（这是真正的自恋，即纳西
索斯情结）。声音偶像融合了我们自身的一部分，“把自己体验成偶像的一个局部”
（凯恩伯格如是说）。在无边的闲聊和等待闲聊之中，我们患了幻想症，把声音误
作现实，然后上瘾、入迷、沉醉以至“不得不麻痹自己直到一无所获”（班吉斯的
结论）。

    经由闲聊，我们得到了虚妄的“延伸”（凯恩伯格的一个术语），延伸到时代
的风尚里，成为其中的一员。闲聊使我们生活在一个热闹而平庸的大家庭中，得到
温暖和身份的认同。的确，传统的写作与阅读，已丧失了本来的魅力与功能；当电
视主持人、喜剧明星、歌手、播音员（以及拉洋片式地在屏幕上露面的名流们）纷
纷登场的时候，文人和作家，千真万确地是应当“下课”了。

    民众的私语再也没有私人性可言，当他们彼此打开那封“被窃的信”（爱伦坡
有一本同名小说），却失望地发现并没有什么精彩之处。他们全是平庸的人，不过，
现在正是平庸者狂欢的最佳时刻。当城里的人全都成为“犀牛”（尤奈斯库有这么
一出戏）的时候，谁居然还不是犀牛，那“它”一定是“出了问题”。那么很好，
文人和作家，快去加入闲聊吧（轻蔑地）。

    闲聊时代有了民间一切阶层的加盟（不仅有文人、作家，还有白领、官员以及
所有偶然遇到的无名人群），看来它还将延续到下一个世纪。对白、台词、独语、
恳谈、讨论、娓语代替了“宣传特权”，成为我们今天的交流形式。一个“不留姓
名的文化史”（套用沃尔夫林的说法：“没有姓名的艺术史”）正在出现，形形色
色的闲聊者相继登台，川流不息，我们记不住其中任何一个，可是他们一起制造了
如今的文化盛况（在“市场喧哗”中，你不去分辨你就听不清任何一个小贩的吆喝）。

    闲聊的“集群现象”（豪塞尔的术语）是我们时代的一个奇观，闲聊者们共同
“创造了一种时兴”（史密尔的评论）。现今，还有谁能对这种时兴保持距离呢？
我们除了为这种时兴犬儒式地寻找根据，真的就没有别的事情可干了吗？在这样的
历史间隙，精神休克可能是它休息片刻的唯一体面理由。艺术本来“总是能实现它
曾要求的东西”（沃尔夫林的信念），但是现在艺术无法拒绝商业的合谋计划，使
两者归并为“娱乐工业”。而历史中的美学，也成了闲聊中的片断，被点缀在平庸
的节目中。“艺术家个人可能会失败，但一个时代的艺术意向却注定要实现”（梯
兹的信念），在这样的闲聊时代，失败的将是谁，什么又是“时代的艺术意向”呢？

    闲聊时代留给未来的遗产，就是一份没有人签名的庞大文件。悲观主义业已崩
溃，言说本身的喜悦，并不追认单一的先辈与谱系，游牧式地在各种文化碎片中浏
览，迅速地从一种观点过渡到另一种截然相异的观点，捡回已被放弃的，抛却那刚
获得的，调和矛盾，层层叠叠的幻影，灵活地摆脱意识形态的教条，论题本身的四
分五裂，这就是——闲聊时代。

    但是在这座城市中，精神并没有彻底休克，灵魂独白仍在持续。肯定有这样一
些人，他们将以脆弱的生命穿越这个历史间隙，给未来留下他们的签名。他们想起
了格劳肯和苏格拉底的一段著名对话——当苏格拉底描述理想的生活方式与理想的
社会时，格劳肯反驳道：“苏格拉底，我不信在地球上的什么地方有这样一座上帝
之城。”苏格拉底回答说：“无论天堂中有没有这样一座城市，或者地球上有没有
这样一座城市，有智慧的人都将循着这城市的方式而生活，并以此为准则而装点自
己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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