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一个文学史?
有没有一个叫文学史的东西呢?如果确实有文学史而且只有一个,那我们又何
以能重写呢?
我们已经看到:文学史曾经和正在被不断重写着——那么,文学史就不止是一
个,而是有几个,并且这个数字还将继续增长。我们对此肯定会产生疑惑:那业已
逝去,不可逆而且是唯一的文学史怎么可能有多种摹本呢?那多种摹本和它们的原
型又有多大关系?
现在我们已经引出一个结果,就是说,存在过一个唯一的不可更改的文学史原
型,其后又发生了不断将之重写的过程,在此无休无止的过程中,多种摹本产生了。
我们往往感到摹本与原型之间有问题,于是再次重写的冲动就形成了。
这时,我们重写的,其实只是摹本,我们相信每一次重写都将更接近我们所理
解的历史原型。
可是我们不能回避如下的追问:如果脱离各种摹本,原型在哪里呢?唯一的原
型是怎样一本文学史呢?
如果我们拿出了这样一本文学史,那么所有的摹本以及重写就毫无意义;如果
我们拿不出这样一本文学史,那么我们就无法判断先前的摹本有错,同时也无法自
信地重写新的摹本。
要从这么一个悖论中摆脱出来,我们不妨假定:根据种种可靠的留传下来的文
本及记载,有一个史料型的文学史原型,对此我们并不能随心所欲地重写(至于发
掘、修正讹误、搜寻佚失的文本,不过是为重写提供材料,它们本身不是重写);
我们所重写的,乃是对这一个史料型的文学史的选择和评价。
现在命题改变了:有一个文学史,同时又有不止一个的对文学史的选择和评价。
所谓的重写文学史,就是对文学史的重新选择和评价。
但是,这么一种概念的区分仍存在疑问。在上述解释中,我们看到了两个不容
怀疑的前提,第一个前提是“确实有一个文学史”,第二个前提是“过去、今天和
未来都可以对之不断重新评价”。
这两个前提的并置暗含着一层同样不容怀疑的意思:这一个文学史的价值,在
其后的被重写中,将命运完全交付给重写者,完全为后来人的重写而转移——因此,
结论是显而易见的:重要的不是这一个早已存在着的文学史,而是正在被重写者重
写着的那一个文学史。每一个重写者都以一种自己时代的方式以及个人的理解方式
来重写、描述、安置和评价文学史,因此文学史是变动不居的、不稳定的和充满了
主观意味的。
如果我们不那么自负,不那么觉得自己时代和个人理解的重要,一个唯一的文
学史也就足够了。可是我们仍然乐此不疲地企图重写,可见我们关心的并非是一个
唯一的文学史,而自己的时代和个人的理解。我们不是为了前者而是为了后者才重
写文学史的,这一明显的事实表明:文学史原型不外是一堆等待我们处理的材料,
重写才是一切。
要是我们有足够的预见能力,我们必会发现重写的过程并不会到我们手中便告
终结。重写还将持续下去,这意味着:我们的重写迟早会贬值,成为多种摹本中的
一本,而只有这一个作为材料的文学史原型,才会一成不变地保存下去。
我们现在如此轻视的,它必长存;我们现在如此重视的,它必过去。
事情既是这样,我们又何以仍然要重写呢?很自然的,回答只能是一个:
我们只在今天生存,我们也只是在今天思考,并且,我们只对今天负责。
换句话说,一切形形色色的历史研究者都是今天主义者。
这个结论的得出将是本文的一个基点。本文认为:没有什么外在于今天的文学
史,文学史在今天涌现,它压缩在今天的空间中。历时性是以共时性形态出现的,
文学史是以今天的阐释形态出现的,它只和今天的生存有关,只和今天的价值及其
冲突有关。离开今天的生存和今天的价值及其冲突,文学史什么都不是。
因而,我们在一切企图以今天的立场重写文学史的努力中,看到的不是史(或
者主要不是史),而是史观。有什么样的文学史就有什么样的史观,在彼此冲突乃
至对抗的史观里,我们看到的不是文学史本身的分裂,而是共存于今天的史观的分
裂——在这一分裂后,则是今天时代文化冲突以及个人理解的差别,这一切,都完
全是今天化的。
我再次强调,对一个文学史我们没有什么可争辩的;我们所争辩的只不过是多
种文学史观,只不过是今天时代文化的冲突在文学史领域的表现。归根到底,我们
不是对文学史有兴趣,而是对文学史的今天化有兴趣。
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出,对某一特定文学史摹本的修正或挑战,就是对某一仍存
在于今天的文学史的修正或挑战;同样,对某一特定文学史摹本的维护,就是对某
一文学史观依然在今天生存下去的维护。反过来说也一样:今天的冲突、矛盾、挑
战和应战,都以阐释过去的史学方式表现出来,或者说,以史学方式掩盖起来。
但是,文学史研究的今天化必然导致一个结果:今天的单一必带来文学史的单
一,今天的复杂也必带来文学史的复杂;同时,今天的肤浅将造成文学史的肤浅,
而今天的深度也将造就文学史的深度。
这决定了,任何一本文学史摹本,让我们看到的不是它所写到的文学史,而是
它写作时的历史。甚至,当我们以这种态度来看任何一本文学史摹本时,已经带有
今天的历史内容了!
我们以重写文学史的方式进入文学史,可是一旦我们进入了文学史,我们的今
天性就丢失了。当我们的重写文学史成为一种文学史材料时,我们的价值就沉睡了。
万物都在现时涌现,现时本身无穷无尽,它永远开放性地存在于现时,就这一点而
言,今天永远存在着。可是任何一个具体的现实,任何一个特指的今天,都会成为
过去。同样,在任何现时、任何今天的重写活动也都会成为过去。假如我们这样想,
我们就会考虑未来者对今天,对今天的我们以及我们的重写将可能持什么态度。
我们不能预测未来者的史观会有什么变化,他们会持有什么尺度,他们的时代
又有什么惊人的改变。但假如我们这样想,我们就不会太自负。并且,我们会意识
到,历史并没有到我们脚下为止,我们做的都显得微不足道。
那么,前人做的当然也微不足道了!历史并没有到他们脚下为止,我们何以对
着文学史止步不前呢?如果我们预知后人将超越我们,我们何以不能先超越前人呢?
我们的悲观,一种对暂时存在的悲观,导致了抓紧今天的激烈态度,于是,我们标
新立异的重写大量生产出来,而且必然是要速朽地大量生产出来。
我们不知道今天是肤浅的时代还是深刻的时代。不过在任何时代人们都不可能
有同样的洞见与能力。当许多人都以今天的态度去重写文学史的时候,他们的见解
绝不等值。关键不在于他们对文学史的了解,而在他们是否拿得出一种史观。如果
他们并无一种史观,那么他们不仅不会在未来的文学史上存在,而且也不会在今天
存在。
我们不知道是否一定一代胜过一代。不过我们却可以断言,即使真的一代胜过
一代,一个读过二十世纪哲学的中学教员绝不会比亚里士多德更懂哲学,一个通晓
现代物理学的大学生也绝不会比牛顿更有创造力。
一个轻松地处理文学史材料的今天的重写者,会不会浪费了材料,什么也没留
下,尽管他生活在今天的文化中?
我认为,如果我们想重写文学史,我们的意图就不能仅限于个别文学史事实的
重新阐释或评价。我们必须拿出一种或几种史观。在这样做之前,有许多问题都是
不可回避的,因为它们是如此的根本。
有没有文学史?如果有,它以什么形态存在?它存在于典籍中吗?还是存在于
记忆中?文学史指的是各种文学作品的总和,还是指各种文学作品的形成史?文学
史包括各种各样文学史著作吗?
我认为,如果说文学史指的是文学发生史,那么它就是一种消失了的东西,简
言之,它不存在了(当然它曾经存在过)。如果说文学史指的是各种文学作品的总
和,而且是保留至今的文学作品的总和,那么它们仍然存在,作为一种物证存在。
不过。继续存在着的文学作品不是作为物理现象存在的,它是一种压缩了的、绵延
至今的、在现时涌现的精神存在。我们看到,各个时代的文学作品都共同压缩在今
天的空间中,没有先后地并列在一起。两本相隔千年的文学作品共存于一个瞬间,
在一个瞬间同时呈现。因而,文学史就永远地呈共时性的。如果说,历时性是文学
史的必要条件,那么,就没有文学史。事实上,我们是在共时性的状态中,想象那
个历时性的。
我进而认为,文学史著作不是文学史的构成,正如苹果静物画不是苹果一样。
文学史著作永远是对一堆共时性的同时涌现的文学作品的重新组织、安置与阐说,
它试图描绘出一种假设中的历时性,一种规律,一种演变,一种进化或一种价值观
念。换言之,文学史著作虚构出一种历史深度,虚构出一种结构,表明文学史正是
如此这般地发生——但是,一切优秀的文学史著作只是表明了自己体系的真实性,
只是表明了一种特定的今天的文学史观。
除此之外,它什么都不是。
我个人的结论至此就比较清楚了:其实没有文学史,有的是对文学史的想象。
文学史著作告诉我们有文学史,可是我们可以直接接触的只有本真的一大堆文学作
品——它们穿越时间,聚拢在今天。我们需要文学史是我们需要一条发展线索,需
要一个说得过去的秩序,需要一个框架,而文学史著作正好在没有文学史的状态中
涌现出来。
本来没有上帝,但人类需要上帝,他们就把他创造出来了。
本来没有文学史(因为它留不住),但人们需要文学史,于是文学史家就把它
撰写出来了。
至于重写文学史,就是重写人们不断需要的新的文学史。它纯粹是一种创造。
是创造,我们都知道,就是创造本来没有的东西。文学史源于一种不可挽回的丧失,
它努力达到的是重建与保持。我对文学史和重写文学史抱有双重的怀疑,这怀疑的
焦点全在于它企图指示出一种真实。但是,假如我们认为文学史的意义在于提出一
种价值,那么它就非常必要了。我以为,重写文学史的最高宗旨是提出一种含有价
值目标的史观,如果它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它的存在理由就显得十分可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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