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的缺席

    盛极一时的知青文学（六十年代末的理想主义、游子形象和民粹运动，与八十
年代初的追忆式清算、反省和恋旧主题一起，留给我们充满矛盾的文学遗产）早就
退潮了；如今，来自中国境外的报道，或者，新移民们的自述性写作（那些异乡人
无疑是知青族及其后裔的海外分支），正在延续中断已久的知青命运的如实写照。
背井离乡孤军作战的老故事获得了新的舞台布景，它发生在异域的某个陌生地点，
这些新奇的外在经验构成了这类写作的核心部分，同时也构成了吸引公众的主要阅
读单位。各种遭遇（五花八门的或是彼此雷同的）正在源源不断地被它的当事人记
载下来，可是新文学并没有因此诞生。报道性写作和自述性写作产生出一种准新闻
文体，其中的真实程度是难以估测的（除非那种失实引起了有牵连人物的争讼），
而它们的缺乏创造性（这是它们显而易见的通病），又恰恰是以所谓的纪实风格来
作为借口的。当然我们并不要求它们具有创造性，因为它提供的仅是一连串的印象、
事例以及素材。我们吞咽它们，就像吞咽一封长信或一份报纸，它告诉我们一些彼
地的消息，提供给我们一些关于旧日熟人的话题。我们永远不会指望它能够成为一
种精神性的、有形式意味的写作，它只是一种通俗的记叙文，采风、观光和私人日
记的复合文类，这不是它本身的过错，尽管作为知青文学的支脉与延续，它在精神
和语言上有着明显的双重退化，不过，作为一种时代现象的实录和异乡人群落的生
活写照，它仍然具备镜像的功能。

    在我们陆续读到的上述文字中，《曼哈顿的中国女人》是一部比较次要的作品
（我们将讨论它在精神方面的弊病和才能方面的匮乏）。但是，由于批评的长期缺
席，导致了另一些似是而非的意见的形成与畅通无阻（在正常情况下，这些意见同
样是次要的、即生即灭的）。我们发现，许多人认为《曼哈顿的中国女人》是一部
杰作（而且，居然没有人反对！）——毫无疑问，事情因此就变得严重起来。

    这部冗长的、流水账式的通俗回忆录立足于这样一种世界观：在某位时刻梦想
出人头地的女人那儿，世界是作为一个需要排除的障碍物，一个有着等级差别的贵
贱之地，一个有待去占领的窗户，一个等着被攫取的对象而出现的。它对不成功的
人是引发嫉妒和不满的根源，但是对一个侥幸成功的人则完全不同了。它是鲜花、
晚宴、度假、欢爱和财富源源不尽的提供者（还有完美的婚姻），并且，还常常是
对一切受挫者、穷人、不幸的无名之辈以及形形色色倒霉蛋表示廉价同情的资本。
确实，平庸无奇的资产阶级对幸福所下的定义和树立的人生指标，在《曼哈顿的中
国女人》中得到了最通俗易懂的表述，并成为它的总基调。在这种基调的四周，环
绕着诸如炫耀、感怀、文饰、夸夸其谈一类的抒情说教和凯旋式的告白。

    跻身于异国他乡的资产者（或者高级白领以及帮办）圈子，这种成功的事迹并
不能通过炫耀的姿态轻易地转换成合格的文学。处世之道、抓住机会、向上爬以及
勤勉、不停地工作，这些有用的常识一旦不加怀疑地塞到了文学作品之中，就不可
逆转地使这部作品降为一种生活的实用指南。而文学，就其精神性而言，它通常是
反实用、反处世的。提出这种区别是必要的，它将有助于我们把《曼哈顿的中国女
人》安置在一个本来的地位：即一个为自己的事迹激动不已的人（当然有这个权利
激动不已）写出了她的自传，而其中的一切精神偏差和弊病都是可以原宥的（只要
不发生僭越的行为）。



    但是我们却听到了不少对这部作品的颂扬之声！在批评界，现在出席的是谁呢？
你们难道没有发现这部作品在语言上的平庸之至？感叹词和惊叹号的滥用，耳熟能
详的成语，对各种书籍文句（以及歌曲）的大量摘录，近两百处罗列出以示修养的
书目（它们十分刺眼地整段出现），美国印象（关于美国，我们已经知道得太多），
对曼哈顿的导游手册式介绍，卢刚事件的报摘抄录（占了几十页篇幅），工作日程
表的乏味列示，对宴会的描写缺乏细节和独特的感受（可以一目十行地跳读），还
有对青春时代一系列恋爱事件的浮夸回顾（我们无意去评估一个人的情感生活，但
是，当这种生活的如实写照与和盘托出已使它成为一种公开的文本，那么我们就有
权利将它放到更大的文学环境中去进行比较。《曼哈顿的中国女人》毫无创意地重
复了早期知青文学中的各种经验，例如苦难、浪漫主义、青春的挽悼、精神性初恋
以及回城后的旧梦重温）。

    对这样一部在精神和写作才能上都暴露出了缺陷的通俗回忆录。批评界应当反
省它的失职——这种情况由来已久了。当然，缺席者应当再次出席，他们将面对同
一个话题发出不同的声音，然后一并交付公众，由他们去作评判。推销、曝光、传
闻和偶然言论，都不能改变一部作品的原有价值。只有那些有说服力的批评才能廓
清各种次要声音制造的迷雾，让人们看到某一事物或某一作品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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