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的负担

    30  年前，美国画家威廉·德库宁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的采访时说，作为一个
艺术家就像一个棒球运动员，必须意识到自己是创造美国历史队伍中的一员。因为
是美国人，你会觉得那是一种负担；但是，如果你出生在一个小国家，你就不会有
那种负担了。

    虽然如此，德库宁却并不受这种身份意识的限制。他不谈任何社会性，甚至不
爱新事物，而且从不用完美的观念去工作。你别试图在德库宁的画中直接看到美国
历史的图像，你只能从德库宁狂放不羁的女人体中发现一种自由——这才是他对美
国文化的贡献所在。

    埃利·威塞尔在70  年代的一次演讲中提到一则小故事：有位很少关心国际时
事名叫拉比的人某天突然对“革命”一词产生了兴趣，为此他去请教一位教授。那
位渊博的教授显然意识到自己的专业身份，于是就耐心地为拉比解释，不幸的是拉
比很快地打断了他，拉比的理由是，本来他只有一个词（革命）不认识，这会儿，
他有五个词不认识了。

    1985  年，罗布—格里耶对布罗什埃说起，他当年出名的时候，人们并不怎么
读他的小说，后来，随着时光的推移，他的读者大大增加了，但他还是声称：一种
新的文学断然只是向少数人开放的。罗布—格里耶从未说过读者是上帝，作家必须
赢得读者并由读者养活这一类话。确实，是罗兰·巴特发现了他而不是读者发现了
他。没有哪一条法律规定一个作家必须对自己的身份有相同的确认，因为作家的首
要标志就是他表达的自主权。

    马赛尔·杜尚在回顾往事时提到这样一些职业画家，他们总是在每一年度完成
一定数量的作品，仅仅因为他们晓得自己是一个画家，而画家就应该向社会不间断
地提供他们的作品——杜尚说，其实世界并不要求他们画的这么多，那都是他们虚
构出来的一种压力。

    威塞尔论及奥斯维辛的一段话至今仍让人觉得意味深长：……他们所有的是这
样一种文化，已经证明是一道薄薄的伪装。过去的世代已经深深地织入了沙子与风，
文化不过是浪尖上的泡沫。现在已显而易见的是人性的堕落与他的文化或社会背景
并无关联。

    艺术家究竟何为？这个问题找不到答案。让我们听听德库宁怎么说：我就在此
地，我喜欢纽约。我喜欢驾车外出。周末开车使我狂喜，甚至在一周中间也是如此。
……这些东西我并不特别喜欢或讨厌，但我却整个接受它。

    我变得更自在些。我觉得在这方面我有了更多的感受，我竭尽全力。不管怎样，
我希望如此，我一直在那儿。这甚至没有考虑个人的局限性，因为他们必须按自然
规律生长。

    卸除身上带来的负重，自由才给我们永久的困扰。惟有此时我们才能倾听荷尔
德林的诗句：“大地上可有一种尺度？

    绝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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