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沈从文（4）

    1949年版《沈从文》

    1949年，沈从文四十七岁。

    1957年版《沈从文》

    1957年，沈从文写了篇文章《跑龙套》，其中有这样的话：“近年来，社会上
各处都把‘专家’名称特别提出，表示尊重。知识多，责任多，值得尊重。我为避
免滥竽充数的误会，常自称是个‘跑龙套’脚色。我欢喜这个名分，除略带自嘲，
还感到它庄严的一面。”这段话颇可玩味，除略带自嘲外，还有无奈与不合作的感
觉——但这种不合作，并不是沈从文的刻意为之，更多的是与生俱来的天性，和潜
意识。既然社会上各处都把‘专家’尊重，那我沈从文并不稀罕这种待遇，我宁愿
做我的“跑龙套”。正因为如此，他才能感到它庄严的一面。

    “跑龙套”的说法，在我看来完全是以前沈从文常挂在嘴边的“乡下人”一词
的转换。在不同的语境下，所用的词当然会不同。“跑龙套”也好，“乡下人”也
好，都具有边缘的色彩。在这一点上，沈从文是很独立与自觉的。自由知识分子的
色彩——就是——“边缘”。因为对所谓的“中心”，几乎是持有与生俱来的质疑。
“乡下人”一词的内涵还更复杂些（见《乡下人》），因为“跑龙套”的说法沈从
文并没有展开，就虚晃一枪，去大谈京剧的改革了。这是智慧。智慧的人才能够虚
晃一枪，才虚晃得起来。

    沈从文在谈论京剧的改革时，不是另有寄托，就是一个外行。他以梅兰芳的《
贵妃醉酒》为例，沈从文写道：“几个宫女健康活泼，年青貌美……听她们如傻丫
头一个个站在台上许久，作为陪衬，多不经济。如试试让几个人出场不久，在沉香
亭畔丝竹筝琶的来按按乐。乐不合拍，杨贵妃还不妨趁醉把琵琶夺过手中，弹一曲
《得至宝》或《紫云回》，借此表演表演她作梨园弟子师傅的绝艺。在琵琶声中诸
宫女同时献舞，舞玄宗梦里所见《紫云回》曲子本事！如此一来，三十年贵妃醉酒
的旧场面，的确是被打破了，可是《贵妃醉酒》一剧，却将由于诸宫女活动的穿插，
有了新的充实，新的生命，也免得梅先生一个人在台上唱独脚戏，累得个够狼狈。”

    如果《贵妃醉酒》真被改成这样，那已不是京剧，而是歌舞了。或许沈从文真
是另有寄托，因为这段话写得够调侃的。

    我现在在写沈从文，就尽量把沈从文往深处想——有时自己也觉得不免滑稽，
比如我想京戏剧目那么多，沈从文为什么单挑《贵妃醉酒》呢！是不是他在暗示—
—他已在盛世里听到哀音，他已在景色撩人的花荫之中看到马嵬风雨？哪有这么复
杂。我这种思维方式，说到底，和“文革”时的断章取义以及著名的论语“利用小
说反党”  是一种套路。呜呼。 

    《跑龙套》里，沈从文还谈到京剧服装，倒很中恳：“目下杨贵妃的一身穿戴，
相当累赘拖沓，有些里衬还颜色失调”，齐如山在台湾，也针对梅兰芳的戏剧服装
的所谓的改革，说过类似的话。但沈从文接下去所说的“让历史戏多有些历史气氛”，
顺着上文读下来，说的也是戏剧服装——只不过是引申了开来，这样地说，沈从文
就不在“跑龙套”了，而是“专家”的眼光——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专家的眼光。看
来沈从文自己也会冷不防“跑”出“龙套”，当一回“专家”。可惜当错了，因为
戏剧服装本来就是写意的。在这篇文章中，沈从文对姚茫父、罗瘿公的批评，也是
欠妥当的。

    当代在对沈从文的研究中，在我看来，存在着或多或少神化沈从文的倾向。说
得确切点，是存在着美化沈从文的倾向。鲁迅是被神化的，沈从文是被美化的——
有一种美化的趋势，这点，我是反对的。我反对对一切人的神化与美化。沈从文的
独立和自觉无可置疑，但他的矛盾、主观，他的模模糊糊，也很明显。在他写于五
十年代的文章《跑龙套》中，我是读到了牢骚——一种失宠的牢骚。他在文章里选
择了对《贵妃醉酒》这出戏的改革，我以为是个暗喻。沈从文或许是模模糊糊的，
我或许在捕风捉影。

    《贵妃醉酒》这出戏，说的是这一个故事：杨贵妃在百花亭候驾，但玄宗皇帝
转驾去了西宫梅妃处，失宠的杨贵妃百无聊赖，寂寞中以醉酒来打发这一段光景。



    五十年代的沈从文，在心理上应说也是朝气蓬勃的，有大干一番事业的憧憬，
热爱毛主席，热爱党，热爱政府，这是整个的时代氛围，很真实。像同时代的知识
分子一样。只是许多人发热的头脑随即模模糊糊有了点冷——他们觉得失宠了。因
为无形中有许多团体——客观的主观的——有了团体——也就意味着将有一部分人
得宠，另一部分人的失宠。虽然说到底，全在“三宫六院七十二妃”之中，没有本
质的区别。比如胡风与周扬，但因有个皇上在，性质就不同了。后来的争论也罢，
鸣放也罢，知识分子真没什么恶毒用心，也就是说对现实并没多少清醒的认识，还
很幼稚——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由于历史原因，是很简单的，不是拥护什么，就是
反对什么——但到了五十年代，既说不上能拥护什么，也说不上能反对什么——拥
护与反对都是本身所需要具有的实力——实力没了——就只得邀宠——甚至到最后
是只会邀宠了。而失宠的人就说些怪话。一般来讲，皇上是听不到失宠人的怪话的，
但因为得宠者的缘故，皇上就会听到失宠者的怪话，皇上也就不得不注意到这些怪
话……如此反反复复，如此得而又失失而又得。因为吃到了甜头，又吃到了苦头，
邀宠的心态是更变本加厉了。后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处境，中国知识分子自己应该
为自己负一半责任。不反思这一点的话，不愿意承认这一点的话，中国知识分子将
永远不会有出息。

    沈从文在五十年代，也有邀宠的心态——他把自己看成跑龙套的，原因当然不
止一个，但有一个原因也不能忽视，即觉得失宠了，就说了些牢骚话。因为在沈从
文的心里，“专家”的分量向来是很重的，就是在题为《跑龙套》这样的文章里，
沈从文也不免有所流露：

    乐不合拍，杨贵妃还不妨趁醉把琵琶夺过手中，弹一曲《得至宝》或《紫云回
》，借此表演表演她作梨园弟子师傅的绝艺。

    1960年版《沈从文》

    1960年，沈从文和一些作家上井冈山，同伴中有人玩牌，他愤愤不平。

    “文革”版《沈从文》

    沈从文在“文化大革命”刚开始之际，就被揪了出来。从“文化”中揪出，
“大革”知识分子的“命”。“文化大革命”并没“革”文化的“命”，否则专制
文化也不会这么越演越烈。想“革”的，早就是预谋好的知识分子的“命”。我们
如果不狭隘的话，会看到，其实更想“革”的是人民的“命”：“革”掉日常的世
俗生活，然后让人民听天由“命”——听一种话，这种话就成了大家的命运。因为
知识分子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正是从人民中产生。这是斩草除根。使人民沦为
愚氓，而愚氓之中，产生的不是傻瓜，就是笨蛋了。于是就能造出个世世代代的安
全系统——专制者本身是感到最缺乏安全感的。“文化大革命”  是一个人一个政
党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侮辱。揪出来的沈从文，由于与胡适等人的交往，由于在
抗战中所谓“反对作家从政”，由于在第三次国内战争中所持反战立场，他就被莫
名其妙地定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于是，沈从文也就成了“反共老手”，当然也
就是“历史反革命”。现在，我们来看看沈从文的历史。沈从文的家乡凤凰——这
个地名与地方决定了沈从文作品的性格。“作品性格鲜明的一面，事实上还有比个
人秉赋更重要的因素，即所生长的地方性……生长地还是从二百年设治以来，即完
全在极端变态发展中一片土地，一种社会的特别组织的衍生物（《一个传奇的本事
》）。”地方性对于沈从文，也是很可一说的。虽然中国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脱
不开地方性——从地方性上得到恩惠，又受到地方性的制约。而沈从文还有点不同，
他的地方性除了以上谈到的话，还有一个民族问题。沈从文的父系母系都有少数民
族的血统：苗族，可能还有土家族。据说沈从文在填个人履历表时，在“民族”一
栏中从没填过，他对自己的家族世系保持沉默。所以有一阶段在沈从文的民族问题
上，我见到两种说法，一种说他是土家族，这是我最先见到的，所以印象里沈从文
是铁打的土家族。后来见到另一种说法，沈从文是苗族，我也就没往心里去了。在
湘西那个地方，后来的汉族凭借权势，占据了水边码头，把土家族和苗族往山上赶，
土家族占据了山脚，而苗族只得退据到自然环境恶劣的山顶上去种些苞谷为生。苗
族是受到很大伤害的，在湘西，属于被压迫和最底层的阶层。母亲被孩子恼怒了，
骂孩子就骂“小苗子”，这是很凶狠的骂，就像汉人骂“小畜牲”一样。沈从文对
自己的民族问题沉默寡言，是什么原因呢？推测起来，可能是这么几点吧。 

    一是沈从文的家族因为有多种民族的血统流传，对于他自己而言，已很难分清，
也没有分清的必要，所以他保持沉默；一是沈从文觉得要确定自己的民族问题，无
疑是很痛苦的——因为现代人最痛苦的莫过于对自己身份的确认，沈从文的性格，
是既软懦，又很刚强，可说是坚韧，于是在民族问题上他就像一条橡皮筋被拉大了，
而当时和以后他所处的环境，并没有一种压力使他必须做出选择，民族问题也就像
一根拉大的橡皮筋宽松地悬置在那里了，所以他保持沉默；一是沈从文天性善良，
他觉得一旦把民族确定，会伤害家族世系中的其他祖宗，他们如果被排除在外，是
不公平的——因为自己的身上，的确有他们的血液流淌——当他一旦把民族确定下
来了，就像汉族占据了水边码头，而把土家族和苗族往山上赶。在这里，还能看到
沈从文的童心——就像你问一个小孩子妈妈好还是爸爸好，小孩子不会去比较，他
说——绝大多数的小孩子都会这样说：妈妈好，爸爸也好。这倒不是狡黠，而是很
自然的情感流露。

    沈从文对自己的民族问题的保持沉默，在我看来，多半是自觉的意识。

    在他的文化记忆中，他出生地的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争斗，在现实里总会激发出
鲜血淋漓的联想。他的性格之所以养成，正因为他的敏感，还有他的回避。从中也
能看到沈从文非暴力或者反对暴力的倾向，这在他的文学语言上尤其明显。

    沈从文对自己民族的不确定，在暗处，支持了他的文风，使他的文风流动而不
凝固。

    另一方面，沈从文对民族的放弃，其实是他接受了这样一种文化——汉文化是
产生不了民族主义分子的，汉文化只能产生出地方主义者。沈从文看待现实的眼光，
是地方主义者的眼光，而不是——从来不是民族主义分子的眼光。所以沈从文的文
学创作尽管体裁与风格多变，但总体感觉还是不免单一的：地方性牢牢地抓住了他，
他的文学创作一直仿佛他的出生地湘西——美丽，又贫困。

    只是为什么沈从文的地方性似乎比他同时代的作家都更为强烈呢？一个原因是
他的地方性就是他的民族性——他已把地方性与民族性合而为一了，他能把凤凰与
湘西合而为一（尽管凤凰只是湘西的一部分），他能把汉族、土家族、苗族和民族
合而为一（尽管汉族、土家族、苗族只是民族的一部分），—一种涵摄后的叠加，
就像湘西的民居建筑吊脚楼是水的形态与山的意象的叠加，这与山叠加的水，已涵
摄了瀑布的形态——吊脚以瀑布的形态直泻入流水；这与水叠加的山，已涵摄了峰
巅的意象——楼或者说楼顶以峰巅的意象疾奔向群山。还有一个原因，正如金介甫
在《沈从文笔下的中国社会与文化》中所说：

    沈从文把他对家乡的爱带到了北京。这点可以比较清楚地说明他的题材和他的
一些社会准则，这些社会准则出现在他一生各阶段作品的重要章节里。他轻而易举
地把他对湘西和苗人的特定的、排他的爱同他在北京获得的普遍的观点协调起来。
沈从文在湘西，在他最爱戴的人们中间看到了现代人道准则的化身，而学术城北京
本身的宽容气氛助长了他对地方色彩、社会习俗甚至部落人们的真正兴趣。就这样，
沈从文人道主义理想的具体社会定义，被蒙上了一种与众不同的地方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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