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北村（8）

    精神教化与布道

    1992年3 月10日，北村皈依基督。1994年，《孙权的故事》出版，作为“心灵
写作”派，孙权这个小说人物，我认为是最带有强烈的北村布道意识的人物，他从
一个堕落的杀人犯，到最后被主拯救，这样的过程，带有明显的宗教意味。在《孙
权的故事》小说接近尾声的地方，有这样一段文字：

    “读完这段圣经时，我已经泪流满面。我几乎清清楚楚地看见主向我走过来。
他就是那真光、真爱。他是惟一有权柄定我罪的人，他是惟一圣洁的那一位，但他
却对我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那道强光的来临，使我不能抵挡，他的话语带着能力和权柄，把我的罪赦免。
我仿佛在刹那间全身被清洗，脱一身缠羁，进入真安息。以前我苦苦寻找的，但我
又摸不着的那一位，现在清清楚楚地进入我心里。我哭泣起来，眼泪收也收不住，
如同小时候三天和父亲闹别扭，终于有一天与他和好，当我呼求他时，泪如泉涌。

    主呵！我说。

    刘弟兄醒来了，他看着我。我不知说什么好，就说，刘弟兄，你说的那个神，
我知道了。

    主呵！他说，赞美你！

    我不怕死了，我对他说，我觉得无所谓了。

    刘弟兄微笑地看着我：死是外邦人的，基督徒的家乡在那边，那边有多少弟兄
姐妹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我们的主被钉后三日在阴间，散散步就上来了，轻松
地越过了死亡和绝望。

    今天，他把这样的生命给了我们，他说，这就是永恒的生命。

    以上是对我得救经历的真实记录。”

    同时近期在网上也看到一篇关于北村的访谈，在其中北村说：“我亲眼看到了
罪恶在我心中发动，甚至从罪性发展到罪行，这个罪不一定是法律意义上的。我觉
得是神的怜悯让我从一个无神论的作家成为了神的信徒。我也有机会真正来实践信
仰，在这些日子中我有幸看到信仰的各种见证”、“在我内心当中，还有巨大的软
弱性，这软弱的部分和我的信心部分一直有一种关系。文学可以记录这个过程，就
是说如果文学还有价值的话，这种文学稍微才有价值，因为它至少与神圣有关。”

    看来北村已经完全将写作视为对心灵的一种记录和拯救了。在前面我们摘除了
北村“先锋”的帽子，现在看来又要给他戴上一顶——“精神布道者”。

    我无意去诋毁他人的精神信仰。我在很多时候甚至是一个绝对的信仰者。我尊
重每一个有信仰的人，不管他信仰的是什么。只要有信仰存在，他就还是一个真实
并且充实的人。这信仰的内涵是广义的，比如我认为信仰写作和信仰基督、神佛，
在本质上相同。真正优秀的作家，都是文学的信仰者。

    然而利用文学写作去进行精神的布道，就好比缘木求鱼一样不可为。文学从来
也不是为了寻求答案而存在的。是人们对于文体的误解与迷惑造成了一些现状。以
为小说就是为了反映这个时代，就是为了反映作家的思考，就是为了传达什么，实
在是大大的谬误。这是中国文学的传统么？上学时老师就这样分析：“这篇文章的
中心思想是……”，而且还要背得滚瓜烂熟。

    背得滚瓜烂熟不要紧，人的看法是会变的。但糟就糟在，“中心思想”的思维
模式在很多人的脑子里变得根深蒂固，甚至已经长到骨子里去了。就像很多人读诗，
如果不抒情、没有点风花雪月，他就看不懂。当“口语诗”颠覆了中文诗歌的传统
观念之后，好多人说，我看不懂哦。实际上，他所谓看得懂的朦胧诗，又真正看得
懂吗？在北村的小说里，也总是时不时插上几句诗：“怜悯听从绝望的天才/ 有谁
愿意和这样的尘埃亲近”——倘若没有所谓“中心思想”的支撑，谁又看得懂这样
的句子？都是“中心思想”让晦涩与莫名其妙肆意横行。



    有了这个“中心思想”，北村就可以在小说里将人物任意塑造成一个虚无飘渺
的形象，可以任意夸大人的痛苦，可以将死亡场景做得像一场戏剧一样，当别人觉
得不真实，可以将对白说得很“深刻”……当别人觉得这不太真实的时候，也会在
心里暗暗地为北村开脱：反正他的中心思想就是为了反映人的痛苦，爱的伟大嘛。
其实这样的阅读者也算不上是好的阅读者，因为他没有真正从阅读的角度出发，而
是和北村出于同样的目的，想寻找一些什么心灵上的答案，然后自我感动一番。接
着阅读就结束了。后来呢？没有后来，后来他只是想想，觉得很感动。

    这是不是北村的目的？我不知道，我也不妄加评论，因为我还没有神奇到成为
北村肚子里的一条虫的地步。我只是看到了这样的表象。然而这样的表象已经足以
成为证据。“中心思想”的弊病，不仅在北村身上，在我们的评论界，在大众，都
广泛的存在着。大众奉这样的作家为神明，觉得他们很深刻。

    然而我可以大胆地断言，在21世纪，“深刻”的作家将代表中国文学最坏的那
一部分，被彻底的遗忘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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