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安思危（1）
这是一部令人心情压抑的作品，因为它充满恐怖、凶杀和让人透不过气来的硝
烟。特别令人痛心的是，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同一个国度，发生在兄弟民族之间。
到头来，战争的创伤要自己去医治，摧毁的城市要自己去重建，亲人的遗体要自己
掩埋。
俄罗斯的不幸给了我们深刻的启迪，让我们意识到当身边还是蓝天、鲜花和红
旗的时候，就要居安思危，防患于未然。对于历历在目的车臣问题至少有以下这些
教训值得借鉴：
1 在历史的长河中化解民族积怨
车臣问题尽管是由多种条件诱发的，但车臣与俄罗斯两个民族的历史积怨是一
个主要原因。其实任何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之间在历史上都会有一些恩恩怨怨。
不敢正视民族矛盾的客观存在，或者让某个民族的后代为历史承担责任，显然都是
错误的。
民族矛盾的产生有多种原因，但使其化解的办法却很少，除了制定和执行能够
为各民族认同的民族政策外，最有效的还是让历史的长河将其淹没。在中华民族的
历史上，几个少数民族都曾经统一过中国，在他们对中原的征讨中，与汉族的矛盾
可想而知，否则就不可能产生文天祥、岳飞这样的民族英雄。随着岁月的流逝，现
在，在中华民族的大家庭里，这些民族相处得非常友好，这就是时间和历史的功绩。
但是在这个漫长的、化解民族矛盾的过程中，至少有两点需要注意：（1 ）各民族
政治家都要有海纳百川的气势胸怀，善待万物。记得一位哲人讲过这样一段话：
“宽恕一词散发着神秘的气氛，蕴含着温暖与力量。它象征着理解、松弛，一种友
好的行动，具有抚慰、愈合、重新结合以及重建关系的力量。”可以说，如果政治
家们能够将这种精神应用到处理民族问题上，民族矛盾至少不至于激化。（2 ）要
充分认识到民族问题是个火药桶，为此，任何人都不能利用它谋取政治或经济利益，
甚至不要轻易去触碰民族矛盾的伤疤，否则必将玩火自焚。在这个问题上，俄罗斯
的教训是相当深刻的。可能与俄罗斯人的性格、文化及苏联时期的国体有关，从苏
联到俄罗斯的领导人在处理政治、民族、国际和其他问题时，总是给人一种语不惊
人死不休的感觉。这种感觉从他们对待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对待斯大林、
对待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等许多问题中都有深刻的体会。
由于中苏两党、两国在20世纪五十年代的特殊关系，苏联的作风对中国也产生
了很大影响。毛泽东在其晚年习惯于运动式治理国家的作风，在理论上讲与斯大林
是一脉相承的。但是，我国第二代、第三代领导人在处理诸如“大跃进”、“大革
命”的后遗症时却采取了完全有别于俄罗斯人的方式，其效果是在纠正个别领导人
所犯错误的同时，使党的正确路线、方针、传统得到了继承和发扬。这种政治上
“软着陆”的成功已经引起了许多国家的关注。几年前，俄罗斯的《苏维埃俄罗斯
报》发表过尤里·别洛夫的一篇文章，文章写道：“在当代中国，毛泽东发动‘文
化大革命’的错误在新的发展经济的方针政策下逐步被克服，而毛泽东的民族和国
家独立的正确思想得到维护。在伟大的中国人民长期寻求独立的过程中，毛泽东的
作用是巨大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中国的政治家们找到了不对毛泽东搞人身攻击的
聪明的办法，捍卫了人民的历史丰碑，没有割断时代的联系。”文章高度评价了邓
小平在处理这些问题时表现出的常人难以想像的政治素质和聪明才智，将中国领导
人处理这些遗留问题的做法称之为宝贵的经验。
对于中国人来说，比评价毛泽东和纠正他晚年所犯错误更困难的问题并不多见。
可以说，如果能将解决这个问题的经验和方法用到解决历史遗留的民族问题上，56
个民族一定会紧紧团结在一起，共同建设我们美好的家园。
2 将民族分裂势力消灭在萌芽之中
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苏联解体，极端主义、分裂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三股势
力在世界各地都有了不同程度的膨胀和发展，车臣的民族分裂势力及其建立的非法
政权就是在这个时期的产物。
由于民族、宗教、地缘等一些原因，这三股势力也波及到中国，其中以“泛伊
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为纲领的“东突”分子，就在我国新疆境内外形成了
一股不容忽视的民族分裂势力。上海APEC会议期间，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朱邦造解释
了中国官方对“东突”分子的定义。这位发言人说：确实有一批民族分裂分子想通
过暴力恐怖的手段把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建立所谓的“东土耳其斯坦”，我们称
之为“东突”恐怖分子。
2003年12月15日，公安部反恐怖局副局长赵永琛公布了我国认定的四个恐怖组
织和11个“东突”恐怖分子。四个恐怖组织分别是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东突厥
斯坦解放组织、世界维吾尔青年代表大会、东突厥斯坦新闻中心。11个恐怖分子是
艾山·买合苏木、买买提明·艾孜来提、多里坤·艾沙、阿不都吉力力·卡拉卡西、
阿不都卡德尔·亚甫泉、阿不都米吉提·买买提克里木、阿不都拉·卡日阿吉、阿
不力米提·吐尔逊、胡达拜尔地·阿西尔白克、亚生·买买提、阿塔汗·阿不都艾
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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