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6节：有惊无险的罗湖桥头(5)

　　这部小说，比《十八春》更为彻底，不仅有左翼文艺的色彩，而且与后来60
年代的忆苦思甜小说十分相似。

　　张爱玲自己虽无底层生活经验，但对仆佣和排字工人的生活倒也不陌生，努
力去写，还是写得出来的。

　　不过，有一点非常值得注意：她原来的创作大纲，规模相当恢宏，是从辛亥
革命一直写到解放前夕，要搞一个旧社会劳动妇女的史诗出来。

　　可是，一路写下来，难度超过了她的想象，结果很多地方只好偷懒，变得异
乎寻常地简略。越到后面，越是草草。异常宏大的背景下，却是一个过于枯瘦的
故事。

　　她实在是勉为其难。

　　张爱玲是个真正的作家，知道硬写是不成的，最后只好放弃，勉强完成一个
文本了事。

　　而且，她原来的构思中，有的情节与写成后的故事也很不相同。原构思中的
小艾，是有心要脱离底层身份的，曾主动去挑逗席家大太太的儿子。与排字工人
结婚后，又一门心思地想发财，待到解放后发财无望，才怅然笑道：“现在没指
望了。”

　　在最后成形的故事里，这些真实的人之欲望，全都被抹掉了，变成了“现在
大家都好了”的大团圆结局。

　　新的主题与风格，都能看出张爱玲力求与当时环境吻合的努力。可是，她内
心大约是明白了：此路不通！

　　于是，她的“探索”到此戛然而止。

　　不仅如此，她还萌生了离开上海、远赴香港的念头，并果断地付诸实施。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

　　再度走红的帷幕已经拉开，是什么原因要匆匆收场？除了“探索”的艰难之
外，还有什么外因？

　　以往的张学研究者，都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

　　我们要回过头去再研究一下她在这一时期的活动。

　　张爱玲并不是像有的张传作者渲染的那样，在1949年以后就两耳不闻窗外事
了。她其实还是蛮活跃的，说是开始拥抱新时代也不为过。

　　就在《十八春》连载3 个月后，1950年7 月，夏衍亲自点名，有关方面通知
张爱玲参加上海市第一届文艺代表大会。

　　她欣然赴会，在思想上并无抵触。这是她生平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出席
这样的正式会议。

　　7 月24日，大会在解放剧场开幕，张爱玲以作家“梁京”的身份被分配在文
学界代表第四小组。

　　这个小组，组长是赵景深，副组长是赵家璧、陆万美；组员有周而复、潘汉
年、孙福熙、姚蓬子、谷斯范、刘北汜、平襟亚、梁京、邓散木、陈灵犀、陈涤
夷、张慧剑、柯兰、姚苏凤、严独鹤等，个个都是文学艺术界的翘楚。

　　略为尴尬的是，张爱玲与平襟亚分到一个小组，甚至在名单上两人也是紧挨
着的。无法猜测，两人见面时心情会如何。

　　开这个会，旨在把文艺家们组织起来，为新社会服务。一些国统区的作家当
场表了态，表示要洗心革面。例如“甜姐儿”黄宗英、流行歌曲《毛毛雨》的作
者黎锦晖、作家巴金、赵景深、靳以等，都在会上慷慨陈词，表示要贬斥旧我、
重塑新我。

　　龚之方说：“张爱玲当时坐在会场看眼前的光景，心里想的是什么，没有人
知道。”

　　现在的论者，对她的这次赴会，一般都是根据柯灵的回忆文章，强调张爱玲
在服饰方面与广大与会者的不同。

　　柯灵的描述也确实很生动：

　　她坐在后排，旗袍外面罩了件网眼的白绒线衫，使人想起她引用过的苏东坡
词句“高处不胜寒”。那时全国最时髦的装束，是男女一律的蓝布和灰布中山装，
后来因此在西方博得“蓝蚂蚁”的徽号。张爱玲的打扮，尽管由绚烂归于平淡，
比较之下，还是显得很突出（我也不敢想张爱玲会穿中山装，穿上了又是什么样
子）。

　　还有的论者断定：就是因为在这次会议上她与诸人在服装上的反差，使张爱
玲感到了不安，觉得自己和新社会格格不入，从而萌生了离开大陆的念头。

　　这就不免有点以偏概全了。

　　1950年代初，固然是中山装、列宁服风靡一时，但也仅在年轻人和干部中间
流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统一了服装。张爱玲在《十八春》中就写到了年轻女子
换列宁装、剪发的事，她不可能为会场里的服装倾向而感到惊诧。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