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当今政治领袖的时间表越来越疯狂了。现代旅行的便利，外交事务成为主要工
作内容所带来的紧迫性，需要处理的事务的范围与领域：所有这些意味着，你有可
能在几天之内要跑上四五个国家。因为这是可以做到的，你早晚会被认为应该这么
干。这种时间表的惩罚性质即便与仅仅二十年前相比，也要厉害多了。

    我对此慢慢习惯了，而且我还有一个很大的优势：不受时差影响。对于我来说，
太阳照耀的时候就是白天，天黑的时候就是夜晚。我也吃褪黑激素丸。无论身处哪
里、位于什么时区，吃上一颗这样的药丸就能保证你六小时的睡眠。

    一个问题是，出行确实能让消化系统紊乱。你需要吃健康食品，同时要有节制。
我是个非常典型的英国人，在洗手间里的时候喜欢悠闲自在。浴室是一个重要的房
间，我无法生活在一种不尊重浴室的文化之中。无论如何，那种事你可能并不想知
道。但正如我经常说的那样，政治家也需要人们把他们作为人来看待、来理解。一
夜没睡好，或者身体某一部分不舒服而感觉糟糕，那你的表现就不会好。我们与其
他人的差别仅仅在于，我们的表现全都有电视记录或者记者报道，并且没有重做一
次的机会。

    我之前就一直知道，从2005年7 月2 日起的七天将会充满挑战：飞往新加坡申
办奥运会并在那里度过繁忙的两天，然后飞回苏格兰的格伦伊格尔斯参加八国集团
峰会——那一年由英国主持，也就是由我担任轮值主席。这是两项重大的挑战，也
是两次巨大的风险；如果它们办砸了，那就是两次重大失利。

    奥运会2012年在伦敦开幕时，许多人将会被铭记，是他们把奥运会带到了英国，
但这一切都是由时任文化、媒体与体育事务大臣的特莎？乔韦尔开始的。当申办的
可能性第一次被提出时，内阁中的大部分人的态度都是模棱两可，财政部则对此抱
有敌意。我喜欢这种大胆思维，但却看不出我们有成功的可能——法国人受到普遍
青睐，还有来自马德里和纽约的强劲对手——而且，在伦敦千年穹顶之后，我们对
这一类特别庞大、费钱而又可能很难对付的东西总有一点神经质。但体育界立刻就
意识到了它的重大意义，极力支持申办，并在整个过程中进行了理智的倡导，表现
出了令人称道的坚定。特莎的态度也同样坚决。

    特莎是一个伟大的人物，是人间的瑰宝。她代表着最崇高的政治忠诚，这种处
于最佳状态的忠诚不是盲目的，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她明白，要想取得成功，一
个政党需要强有力的领导，而一位领袖需要忠诚的支持者；如果你认为领导层是错
误的或者受到了根本的误导，那就该更换领袖；但不要空有一位领袖，又不支持他
的领导权。那种方法意味着政治上的乏力。特莎就是那种最高意义上的明智的忠诚
者，并且会在任何艰难的情况下都和我一起走到底，因为她相信我的领导力。而且，
如果她不相信，她就会告诉我。

    她告诉我，奥运会也是一个巨大的机遇。想想它会对我们的年轻人，对健康、
对体育、对这个国家的自信心产生多么大的影响吧。我说：“是啊，但假定我们未
能成功，或者更糟的是，我们被法国击败了，结果我受到了羞辱呢？”那天，当我
坐在唐宁街花园里——在阳光明媚的时刻我通常会在那里与人单独会面——生动地
讲完这些话之后，她责备地看着我说：“真没想到，这就是你对于领导方式的态度。
我以为你会作好冒点风险的准备。这是一个很大的风险。当然我们有可能失利，但
至少应该有勇气试一试。”特莎这样说的时候，我感到自己的无力，甚至感到了羞
耻。我知道她是在影响我，但也知道，这是成功的影响。“哦，好吧，我们就试试。”

    内阁行动了起来，但只是因为我动了真格，并且乔纳森？鲍威尔一如既往精神
饱满地给予支持，以他特有的方式在批评着、敦促着，这让每个人都感觉他们最好
还是顺势而为。

    2003年中期，我们成立了一个申办团队，以完全专业化并完全胜任的巴巴拉？
卡萨尼为首。来自国际奥委会的克雷格？特威迪是一位懂行而又娴熟的委员会政治
家。2004年5 月，塞博？科接任申办委员会主席。我只在电视屏幕上见过他与史蒂
夫？奥维特之间著名的赛跑。他是一个伟大的运动员；另一方面，他后来成了威廉？
黑格的幕僚长——那并不怎么伟大。我完全不介意他是一位保守党人士——他显然
不是一个有着狭隘党派意识的人，而且无论如何这会从政治上把所有人都团结起来
一起申办——但老实说我对他不是很有把握。尽管如此，我信任特莎，特莎对他很
有把握。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巧妙的选择。作为运动员，他能够立即在体育界取得所
有人的支持。作为个人，他以一种睿智、正派与有说服力的方式工作。在他身上没
有任何一种保守党的糟糕特征，却具有保守党的大部分美好特征。

    但很清楚的是，这是一件漫长而又艰难的工作。我们甚至连第二名都不是，我
个人很怀疑我们会获得成功。对于我是否应该去新加坡，有过激烈的争论。最后我
还是去了，但更多的是因为这是一个犯罪现场，我应该在场来获得辩护，避免让人
批评我没有尽力。当我到达那里的时候，申委会团队已经在那里安营扎寨好几天了。
此时的情形正如在这种局面下经常会出现的滑稽情形那样，我们可以跟人谈论这次
申办，但不可以四处游说。试着看看你能不能发现其中的差别。反正我不行。

    申办部署分为两部分：在英国高级专员公署官邸举办了一个仪式和一次晚会来
展示我们的资料，并赋予团队齐心协力与团结一致的感觉；然后我们就去见国际奥
委会的各位成员，其中指定我去单独会面的大约四十人。考虑到总共有一百一十五
位投票委员，这对我是一个很公正的比例。我坐在宾馆的套间里，在他们被逐一引
进来之前有人给我送来有关各人详情的一沓纸头，这样我就大致地知道他们的喜好、
担心和厌恶可能是什么。在两天的会见过程中，我再次十分深刻地体会到，有选举
权的人到处都是一样的：每个成员有一张选票。在小的选举委员会里面，这是很关
键的。

    当年，在我争取塞奇菲尔德选区提名的时候，约翰·伯顿教给了我这一点。在
管理委员会（当时的选择机构）中有许多爱讲话的人和有权势的人，他们会在辩论
中发言；但约翰看准的是那些小老太太、不那么兢兢业业的出席者、腼腆的人、缺
乏自信的人、对于选谁拿不定主意的人和没有加入某一阵营的人；然后我们一起去
做他们的工作。归根结底，他们和那些大人物一样，每个人手里都有同样多的选票
：一张。

    因为奥委会成员分散在全球各地，这一箴言甚至更为正确。第一个发现这一点
的人是切丽。从我们刚开始申办的时候起，她就一直在世界各地奔波，会见那些不
那么有影响的成员。有几个人对于我们的成功申办是必不可少的，她是其中的一个。
我的妻子是很难被说动的，但一旦作出决定，她就会坚定不移。她也可以把一个房
间整理得比我见到过的任何房间都好。

    她和她母亲以及杰出的杰姬——我们的保姆——都对体育有着极大的热忱（说
真的，我没有），所以切丽很喜欢这个任务。但无论她喜欢或是不喜欢，到了我们
全都在新加坡会聚的时候，她已经会见、回访了奥委会中很大一部分委员，并跟他
们保持联系。在国际奥委会举行的晚会上，我们不断地碰见她的“老朋友”——他
们通常是孤单单的一个人，因为人们认为他们不重要，但他们无疑跟那些大受追捧
的人手中有着同样多的选票。就这样，我们已经暗地里累积了许多静悄悄的支持者。
塞博同样满世界奔走，效果也很明显。

    如同我很快就发现的那样，那些见到我的人们没有一丁点想要跟我谈论体育的
兴趣，他们准确地把我看成一个那方面的门外汉；但他们对政治很着迷，对于跟一
个著名的政界人士会面也很着迷。我发现我前不久在欧洲议会的讲话是一个很大的
交谈主题。我知道这很古怪，但它能引起共鸣，而且尽管有人同意入侵伊拉克，有
人不同意，他们对于我作了一个非常不得人心的决定这一事实都很尊重——很奇怪
吧？

    因为我们不应该夸大政治的吸引力，所以也把大卫？贝克汉姆安排进了申委会。
大卫完全是我们的一个优势——他没有把事情搞砸，完全做了我们让他做的事，而
且在新加坡引起了普遍的轰动，这正是我们希望达到的效果。

    在多次会面的过程中，我再次意识到，倾听与述说同样重要。知道什么时候别
说话是生活中最重要的规则之一，更不用说在政治中了。从根本上说，大部分人在
心理上是在四处寻找一个愿意倾听他们的人，一个对于他们想说的话有兴趣的人，
一个认为他们说的话既睿智又令人兴奋的人。这一点适用于任何层次的人。实际上，
人的层次越高，这一点就越正确。在我与其他领袖——跟那些我非常熟悉的人，或
者在有着非常紧迫的公事需要处理的情况下，我不经常这么做——的大多数会见中，
我会听他们说话，或者问些问题让他们谈，这样我就可以听。良好的会面必然是听
得多说得少。

    此外，还要知道什么时候该表示不同意，什么时候不要理会对方的评论。如果
事情比较重要，而且会发生可怕的误解，你就必须介入反驳；但经常出现的情况是，
即使与你对话的人作出了一些完全荒唐可笑的断言，你对他的反驳也只能导致一场
无用而且不会有结果的争吵，这就会让谈话很尴尬，不容易进行下去。除非这与你
们讨论的真正主题有密切关系，否则你就该任由它过去。

    我就这样会见了数不清的奥委会成员，并在给定的时间内尽量去倾听他们的话。
有些时候他们来得又多又快，我甚至把那些有关他们的纸条弄错了顺序，人也弄乱
了。有一个人进来了，纸条上说他是一位标枪冠军。看到他长得很瘦小——身高只
有五英尺八英寸①的样子——我觉得很奇怪。我想他们应该都比较高大才是，尽管
实话实说，我对于掷标枪的人的了解实在有限。我问他，在他的运动项目中什么是
最重要的因素。他的回答完全让我陷入了五里雾中：“是冰的质量。”

    上帝啊，我想，我真的对投掷标枪一无所知哟。“哦，原来如此，”我说，
“这对于你非常重要吗？”

    “是啊，这是最重要的。”他回答。“这决定了你能跳多高。”他继续说。我
能看到塞博正在他身后疯狂地打着手势，但他没法表达得很清楚。

    “你能跳起来多高呢？”我问。

    “三英尺的样子吧。”他说。

    塞博插话了：“这些他全知道，因为他是多年的花样滑冰冠军。他的冰上舞蹈
非常有名。”

    另一个戏剧性的时刻出现在以莫斯科市市长为首的俄罗斯代表团来访的时候。
肯？利文斯通悄悄告诉我，他们之间关系密切，而且他们有一个默契。他没有告诉
我详情，我想最好也别问。

    他们鱼贯而入。表面上看他们是些典型的俄罗斯人。在一伙俄罗斯人身上有一
种气质，让你希望他们站在你这一边。你会感到，如果环境出错，或者在任何环境
下，他们都可能会很过分；感到那些限制我们行为和性格的界线都不再有效；感到
你完全能理解为什么拿破仑会失败，而希特勒还想愚蠢地尝试。

    他们庄重地坐下了，眼睛看着我。我看着他们。然后他们很理解地微笑点头。
肯这次参与了我们的谈话；他看了看我，然后我们都对俄罗斯人点头。这头一点起
来就持续了一段时间，直至谈话开始；至少对我来说，谈话完全难以理解。谈话的
要点是，我们相互间非常理解，他们忠于他们的诺言，我们忠于我们的诺言，他们
不喜欢那些不忠于诺言的人（我对此感到有点不安）。但既然说过他们遵守诺言并
且我们也遵守，别的就不必再说了。接着，经过又一轮会意的微笑与点头之后，他
们鱼贯而出。

    “我的上帝呀，肯，这都是些什么意思啊？”他们走后我问。

    “你可爱的脑袋瓜子用不着明白这些，”他说，“我想事情很顺利。”

    穿插在所有这些“非游说”活动之间的还有一些正式会议和招待会。西班牙王
后——她非常优雅，是西班牙人的一大财富——与上任不久的首相何塞？刘易斯？
罗德里格斯？萨帕特罗曾共同出席。尽管我与阿斯纳尔①之间保持着友谊，萨帕特
罗对我总是表现得非常得体，而且他很明显是一位精明的领袖。大政治家们跟王室
普通成员混杂在了一起。新加坡总理在堂皇的旧殖民地时期的将军大厦举办了一次
招待会，我们全都在那里别扭地混杂在一起，跟某个人说着话，同时以蛇一样的敏
锐关注着其他人做出的动作；我们都深深地知道，任何怠慢的言辞或者行为都可能
让我们失去珍贵的一票。这是真正可怕的事情：明明是竞争对手却要装成另一番模
样，在乞求的同时还得维护尊严。

    安妮公主也参加了巡回会面，而且举止非常谨慎，因为她是国际奥委会的成员。
人们尊敬她是因为她的真知灼见，同样也因为她本身就是一位奥运会获奖选手。她
做了大量鲜为人知的慈善工作，也是英国了不起的亲善大使。我总是很喜欢她。我
怀疑这种喜欢只是我单方面的，或者更准确地说她并不在乎——除了禁猎之外，在
这一点上我敢肯定她很不满意。她跟她的父亲非常相像。人们觉得菲利普亲王对于
外界的看法全不在乎；这种想法是对的：他真的不在乎。安妮也是这样的。她就是
她，如果你不喜欢，那就走开好了。这种品质我没有，但我赞美那些有这种品质的
人。不幸的是，这让人们看不到他们性格的另一面。

    我们第一次在苏格兰巴尔莫勒尔堡会面的时候，安妮公主称切丽“布莱尔夫人”
；切丽（典型的切丽）说：“请叫我切丽。”

    “实际上我更愿意叫你布莱尔夫人。”安妮回答。一方面，这种粗鲁非常令人
吃惊，而且与我们所处的民主时代不协调。但另一方面，这也表现出了一种令人赞
赏的决心，即坚决不与我们的民主时代协调，并将自己的想法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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