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承建工程亦是迫于无奈
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霍英东的有荣公司承建的填海开港、市政建设工程，
数不胜数，其中包括在1970年承建世界第一例的海底水库工程，但这些工程并没
有多少钱可赚。霍英东热衷于此，似乎另有内情，那就是希望与香港的城市建设
建立千丝万缕的关系，使港英当局改变对自己的看法。
参与竞投船湾淡水湖工程
在文莱斯里巴加湾深水港和货柜码头几近竣工之时，霍英东的有荣公司，还
参与了竞投香港当时最大的土建工程——船湾淡水湖的第三期工程。
20世纪 60 年代以前，用水问题是令香港居民最烦恼的问题。由于储水设施
不足，香港的用水相当紧张，特别是住在木屋区和徙置区的居民，每天要花上大
半天时间才能取得一桶半桶水使用。一到大旱季节，更实行4 日供水一次制度，
街上排起长长的铁桶阵队，候水的景况苦不堪言。而一桶水，往往洗完澡之后，
还要留下来洗衣服或作其它用途。那时，争水流血事件时有发生。直到1961年，
当时的广东省省长陶铸说：“淡水嘛，我们这里有的是，可以供给香港。”而周
恩来总理对此也非常关心。他知悉香港用水紧张的情况后，积极支持广东省政府
的决定。直到1963年12月，周总理在出国访问前专程绕道广东，亲自了解香港供
水问题，并强调供水问题与政治谈判要分开，供水谈判可单独进行( 引自《瞭望
》杂志) 。于是决定由深圳水库供水香港。但香港的储水设施严重不足。香港政
府乃在1963年11月建成石壁水塘，可储水55亿加仑。之后，又兴建船湾淡水湖工
程。
在海湾建设淡水湖，这在当时是世界上的第一例，工程十分艰巨。船湾淡水
湖总设计容量为300 亿加仑，是港府进行的最庞大的供水计划工程。
船湾淡水湖的第一二期工程都是由法国公司承建。第一期工程自1961年至
1963年，共建筑16个接引溪水入口处，目的是使各溪涧依设计改造进入隧道系统
；第二期工程自1964年至1967年，包括兴建一条直径30英尺、长6 海里，由大埔
头直贯船湾淡水湖的巨型输水隧道，以及淡水湖的主坝工程。1967年年中，淡水
湖开始储水。最初，因湖水略带咸味，要混和其它水塘淡水才能供作饮用。
淡水湖第三期工程，主要是为主坝和副坝加高。这是当时香港最大规模的国
际性招标工程。霍英东的有荣公司长年从事开港填海、市政设施等工程建设，当
时正在斯里巴加湾承建
文莱最大的深水港口和货柜码头。霍英东相信“有荣”有能力承建这个重大
工程，于是下标参与竞投。
击败法国和日本公司
“过去，香港的大型建筑工程都是给外国公司承建的，比如香港建机场，是
法国公司中标承建；40年代后期兴建的中国银行大厦，也是英国公司负责的。事
实上，当时的香港，外资公司独霸建筑工程市场，华资建筑公司实力、经验有限，
很难与外资公司竞争。要竞投淡水湖工程，就先要估算工程的造价。”霍英东开
始向我谈起这段并不为太多港人知道的经历。
“由于淡水湖工程是当时香港最大的国际性工程，造价高，故要准确估算成
本可真不容易。有一家参与竞投的法国公司，出动10多个工程师和会计师，租用
当时香港最高级的酒店半岛酒店几个房间，关起门来，从早到晚用计算机算个不
停，3 个月之后才把成本逐项计算出来。
“我们除了动用自己公司的高级职员外，还高薪请了外国的一名总工程师参
与匡算造价，起草投标书。日本有十几间公司合组一个财团下标，他们不敢单独
做这个工程。他们的报价比有荣高出一倍，当然没得做。法国公司的报价与我们
相差很少，我们的报价比他们高
出10% 左右。前期工程，法国公司的报价也较低，但开工以后，借口工程设
计方案上的修改，一再要求加价，但加价以后，仍然蚀本。
“见到法国公司报价低，我只好据理力争。我跟港府说，这家法国公司虽然
报价稍低，但可能会不断要求加价，明低实高，对港府不利。港府考虑之后，不
打算把工程给法国公司做，决定让我们做。我们以往替政府做过很多工程，过往
的记录很好，没有要求加价这回事。
“但想不到，这会引起一场小小的外交风波。法国公司通过法国政府，向英
国方面施加压力，说英国人在香港招标，法国公司出最低价但却不被采纳，处事
不公；另外，当时英国正在申请加入欧共体，法国方面警告说，他们会采取对英
国不利的立场，请英国慎重考虑。后来，港英政府拿出法国公司以往的业务记录，
并提出工程要提前一年完成。法国公司这才知难而退，由我们承建……”
“有荣”竞投淡水湖第二期工程，是华资建筑公司在香港参与竞投重大工程
的第一次；而且是旗开得胜，一矢中的，开华资建筑公司成功投得重大工程之先
河，故而引人瞩目，轰动一时。
以承包方式兴建工程
霍英东继续说：“外国公司前来香港承建工程，有不少是亏蚀的。最主要的
原因，在于公司职员开支过大，建筑工人过多、薪金过高，以致成本上升，影响
盈利。以往建淡水湖前期工程，法国公司的首脑部门要雇用70个法国人。整个工
程1.2 亿元。但一个法国人平均每月工资连同住宿等各项费用需耗去1.5 万元，
70个人便花费100 多万元。管理人员的开支如此庞大，如何不亏蚀? 其实，也不
需这么多人的，我们只需几个人就能把工程管理好。”
一个如此庞大的工程，何以几个人就能管理? 霍英东自有方法，他把工程投
下来以后，就用承包的办法再分散包给其它公司和工程队；至于管理人员，则只
是负责工程技术、质量的监管，以及协调其它公司和工程队的工作。
霍英东认为，把工程再分包给别人，主要的还不是为了减少管理人员及其开
支，而是能有效地控制整个工程的各项成本，保证工程按时、按质、按量完成，
从而确保盈利。
何以兴建重大工程一定要承包给别人? 霍英东解释说：“承包给别人当然好，
道理很简单，以挖泥来说，山上挖1 立方米的泥送入运输车，山泥是整块的，但
落车后松了，就不止1 立方米，要加3 点，到了落海时又将泥土压实，这三个数
目都不尽相同。向政府收款时，以山上实泥计算；但与司机计算就不同了，可能
加3 ，也可能加到5 。一斗原为1 立方米，落到车上就是1.5 立方米了，送三车
就是4.5 立方米，本来每次车可以装5 立方米的，但司机装了实泥3 立方米就不
愿再装了，而付款时则要以5 立方米计算。这当中容易受骗，比如倒泥不净，带
些余泥回来，那就更难计算。既然很难准确计算，只能给人承包，才能解决这个
问题。承包工程，若不充分估计这些复杂情况，那就不是赚多赚少的问题，而是
亏蚀多少的问题。不少承建工程的公司经营不下去，关键也是在这里。”
挖泥、倒泥的数量之偏差，在不少人看来是很细微的问题，但霍英东却计算
得清清楚楚，由此可见霍英东是一个非常之精明的商人，事事精打细算，绝不含
糊。
在海湾建淡水湖，工程技术要求甚高。其第三期工程，主要是加高主坝和副
坝，筑起水泥溢洪道，并把湖中的海水全部抽出。堤坝外面是石块，石块上要铺
5 尺厚的沙。由于是斜面，沙粒铺放时很容易被水冲掉，如何铺好，技术难度大。
但有荣公司最终还是克服了各种
技术难题，成功地把海湾改建为一个可以储藏淡水300 亿加仑的水塘，大大
舒缓了香港用水紧张的问题。
1973年，海湾淡水湖工程高质量圆满完工，比原定时间提前一年完成。
大搞工程乃迫于无奈
在香港，霍英东的生意主要有三方面：地产、海沙供应和工程建筑。这三种
生意都是在50年代开始经营的，当中以工程承建稍晚一些，始于50年代后期。其
中，地产和淘沙生意广为人知，而工程生意，知道的人却少之又少。
霍英东的有荣公司承建的都是填海造港、疏通河道、挖深海床、排水排污、
街道隧道等市政设施工程，与香港经济的发展、市民的生活密切相关。除了船湾
淡水湖，“有荣”在香港承建的大大小小工程，可以说是多不胜数。
1962年之前，“有荣”所承建的工程项目，在第16章中已有所述及：之后所
承建的工程，则主要有——
1963年
红石勘第二期填海海石勘工程
油塘徙置区道路及排水工程
秀茂坪徙置区道路及排水工程
1964年
中环填海第二、四期挖泥、海〓和泵房工程
柴湾第一期填海海〓工程
通往沙田隧道道路工程
狮子山隧道通理工程
1965年
坚尼地城海〓工程
油麻地政府船坞码头及排路建造工程
湾仔填海区第一期海〓、码头和泵房工程
1966年
湾仔第二期填海工程
宝马山水库水坝及贮水池工程
1967年
铜锣湾道路及天桥工程
红山贮水库及滤水工程
1969年
大角咀渡轮码头工程
官塘渡海小轮码头工程
青山水厂和青山供水站工程
1970年
荔枝角食水处理站工程
……之后，在1972年和1977年，“有荣”还承建其它一些市政工程。在
香港，霍英东的有荣公司可能是兴建最多填海开港之类工程的公司。
当我在采访中得知“有荣”承建那么多市政工程时，最初有些不理解：港府
长期歧视霍英东，在海军船坞和星光行事件中曾表现出有意限制他的事业的发展，
那为何又把这么多工程给他做?
就此事，我问过与霍英东私交甚深的前新华社香港分社有关人士。他解释说
：“港府只是在地产方面卡他，因地产能赚大钱。但工程就未必赚钱，很多是亏
本的，尤其是那些大工程，谁敢做? 淡水湖其实是没人敢做的。”
此后，我又问过霍英东：“淡水湖工程是否有钱赚? 其它工程是否有钱赚? ”
他答道：“淡水湖工程，其实是没钱赚的。做工程的，怎么能有钱赚呢? ”
“没钱赚，为什么做了一宗又一宗? ”我又问。
霍英东显得有些无奈地说：“人最怕是入错行，一做这一行，就得做下去。
很多人做建筑、做工程，注定一世都是辛苦的。不像做地产，有钱买一幅地，之
后可以什么都不做，坐着享福。”
说到这里，他的神情又有些兴奋，“当然，人到了某一阶段，是不讲赚钱的。
我常想，很多时候，你说我做傻事也好，或者说我喜欢接受挑战也好，总之，别
人没做过的事，或者是别人认为很困难的事，我却偏偏喜欢去做。比如在铜锣湾
建香港第一条天桥，在海湾建淡水湖，世界上当时还没有先例；去澳门开新港，
到文莱开港，也是一样……”
但是，探究霍英东的心路历程，我却隐隐约约地感觉到，霍英东明知承建
工程大多是没钱可赚的，但却一宗接着一宗不停地做，除了他所说的因为“入错
行”和“喜欢接受挑战”外，似乎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霍英东希望通过承建
大量的市政工程，一来可以与香港的城市建设建立千丝万缕的联系，以造成客观
上或别人的认识上有“牵一发而动全身”——也就是一旦他出事则会影响市政建
设的效果；二来以此使港英方面改变对自己的看法，改善与港英当局的关系。
以上的想法虽然是未经霍英东本人证实的推测，但有一个事实不能忽视：因
为朝鲜战争时的商业活动而备受港英当局歧视，以及50年代中期传被递解出境，
始终是霍英东一个解不开的心结。他曾经对一些知心的朋友流露过因为解不开这
个心结而生发的隐忧。
我和霍英东的一位助手曾就这个问题有过一番交谈。他以下的话，很有助于
我们了解霍英东积藏在心底、挥之不去的隐忧——
“他有时对我说：‘不知几时被递解出境? 被递解出境，怎么办? ’一提起
这件事，他整个人就很担心。他看见在搞李福兆时，搞得几凄凉。李福兆这种事，
在香港不知有多少……”
事实上，港英当局的歧视，传被递解出境，像一股凝重的阴影，笼罩、困扰
着霍英东的后半生，对霍英东至少造成两方面的影响：一是性格的变化，变得沉
默寡言，有心事总是往心里藏，不喜欢向外人透露；处事低调，即使被误解，别
人有负于他，往往也是默默承受，尽可能息事宁人。二是对一些商业活动的选择
和决策，未必只是从经济利益出发，可能还考虑经济利益以外的其它效应，没完
没了地承建工程，可能就是这样的商业决定。
我曾经把自己对霍英东的这种看法、分析，说给跟随霍英东近50年的凌汉伟
先生听。他听了以后，也认同我的看法。他说：“你看得很仔细入微，经过1954
年被传递解出境，以及一系列事件之后，霍老板确实跟年青时完全不同。我想起
‘星光行’事件之前，他交代我搜罗多一些地盘，但那件事发生之后，他却突然
又说不要这些地盘了。当时，我们都很不理解，他也没有解释原因。经过这么一
提醒，我想起来了，应该是他觉得政府有意限制他在地产行业的发展……”
“性格方面，也和以前大不一样。”我说。凌汉伟回应说：“是的，很多事，
他都放在心里，不说出来，有什么事都不想搞大。但是，霍老板不因小失大，知
进知退，看事情看得比别人远一些，不急功近利。”
而霍英东本人，也曾经认同我对此问题的看法。一次，我提出这个问题，他
不经意地说：“你都算很了解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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