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节：前言(3)

　　有一次，身边人给他点眼药水，因为没有点准，季老幽默地说，量很大，但
是一滴也没有进去。

　　还有一次，季老的护工岳爱英用轮椅推他时，方向不是平常的顺时针，而是
逆时针方向，季老说：“你怎么这么转啊。我本来就糊涂。这样我不是更糊涂了
吗？”护工跟季老打趣说：“不是难得糊涂吗？”季老自嘲说：“我现在糊涂也
不难得了。”

　　一次口述，季老还给我“讲笑话”：有一次金岳霖告诉我，大家都说他糊涂，
也说潘梓年糊涂（那时候中国科学院还没有分院，潘梓年是哲学社会科学部的主
任）。有一次，两人碰见了决定赛一赛，究竟谁更糊涂。果然，一天开会了，需
要签到，金岳霖大声问身边的人，我姓什么来着？大家都说，你姓金，金岳霖啊。
等到潘梓年签到的时候，他也是问：我姓什么来着？大家告诉他，你姓潘，潘梓
年啊。他又问：是哪个潘哪？结果潘梓年获胜了。说到这里，身边人都被季老逗
得大笑。

　　很多朋友不知道我和季老的关系。其实，我算是季老的“半个学生”。实际
上我与季老的认识，已经超过半个世纪之久了。早在1965年，我考入北京大学东
语系阿拉伯语专业学习，季老时任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

　　5 年本科期间，虽未直接授业解惑，但在我眼里，季老是一位德高望重、颇
有学者风范的大家。也许正是因为有了“大家”的印象，所以季老虽然平易近人，
但我一直“不敢接近”，不敢登门拜访。

　　我跟很多朋友说，“那个时候季老就被范文澜先生叫做‘国宝’了，‘国宝’
啊，感觉高高在上，很少能见到。不过‘文化大革命’中季老被揪出来批斗时，
我在台下是看见了的。当时我们思想一片混乱，季老怎么会是反动学术权威呢？”

　　1982年，一次偶然机会，我回母校在外文楼前巧遇季老。我在犹豫是否上前
问候，因为怕季老不认得自己，最后上前向季老问好。季老看到我后，连丝毫的
迟疑都没有，问我道：“干吗来了？是不是来查资料啊，阿拉伯文资料只有我们
这里是最全的。”我听后很感动，没有想到17年后，桃李满天下的季老居然还如
此清楚地记得，一位普通的学生是学什么专业的。后来我的恩师，同时也是季老
的同事刘麟瑞教授说，季先生拿一张系里的新生名单，可以对照学生的照片将上
百个学生的名字都记得住。当然，在惊叹于季老惊人记忆力的同时，我们也不得
不感慨先生体念学生的殷殷之情。

　　北大一别后，我因为工作关系联系过季老几次，每次交往的过程都让我颇感
意外，却也了解到季老谦虚严谨的治学态度。

　　1986年，我负责主持《世界哲学家辞典》的编写，编委会准备把季老列入辞
典，于是向季老约稿，但一连几次都遭到拒绝。季老表示，我不是什么哲学家，
在哲学上没有什么主要观点，不敢在《世界哲学家辞典》中滥竽充数。我只好使
尽浑身解数，“费尽心机”，才说服季老让当时的助手李铮提供了一份简介。

　　1992年，我的《阿拉伯哲学史》新书在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我求季老写评
介文章，为这本书“吹嘘吹嘘”，但是季老很快回信，说自己“对阿拉伯哲学一
窍不通，你问我的意见，等于问道于盲”。

　　随后，我一直在山东大学哲学系工作，和季老屡有学术交往，《文史哲》主
编丁冠之教授曾经委托我几次向季老约稿，季老致信说：《文史哲》我一向认为
是一份有水平的学术刊物，有口皆碑。要求我提供文章，这是一种光荣。但是我
写的东西，只要我认真从事的，其中难免有一些古怪字母。这种文章送给人家，
给排印造成困难，我心里每每感到不安。结果季老都以自己搞的东西古怪而婉拒
了。1994年，《文史哲》再次请季老提供学者谈治学的稿件，季老仍然拒绝。在
“软磨硬泡”下，季老终于答应可以提供资料给我，于是有了我的那篇《学贯中
外的季羡林先生》，1995年得以在《文史哲》发表。后来，季老评价这篇文章
“超出了他的期望”，我当然很欣慰。

　　此后，我萌生了为季老写传的想法。当时很多人都在想做这件事，季老都没
同意，我心里也直打鼓。一次去北大朗润园看望季老时，本准备正式提及此事，
却一直犹豫着不敢开口。直到季老对我所写的文章和学术表示肯定，并且写信给
我愿意让我写传时，我才有了底气。

　　1996年1 月份，我在季老家汇报有关传记的准备情况，季老说自己没有时间，
便让秘书李玉洁女士请我在勺园吃饭。要了几个菜，落座以后，李玉洁老师单刀
直入，站起来用手指着我质问：“蔡德贵，你有什么资格写《季羡林传》？”

　　我当时一时语塞，沉默一会儿后，我说：“要论资格，北大有那么多季老的
同事、学生，有研究季学的教授，我还真是没有资格。但是有一点，我和季老同
是山东人，我想我可以从山东的文化底蕴来解读季老的治学和为人。我可能能够
理解季羡林先生成长的环境，所受齐鲁文化的影响。”李玉洁女士听了这番话，
再没有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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