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1节：第二十二次口述(1)

　　季老说：据我所知，迄今世界上只有两部完整的《糖史》，一本是Von Lippmann
的，一本Deerr 的，一德一英。二书的写法不尽相同，德文的谨严可靠，材料也
丰富。英文的则差一点。二书都引用过中国资料，英文的引用时错误多而可笑，
可见作者对中国以及中国材料是颇为陌生的。德国人的那本主要说糖suger 在全
世界传播的过程，阿拉伯国家在里边起很大的作用。有一次，他们一个敦煌卷子，
敦煌卷子那时候，谁拿到敦煌卷子就如获至宝，一定拿到手就写文章，那个敦煌
卷子传来传去，不知道怎么传到我这里来了。因为里面有一个词，谁也解释不了，
“煞割令”。我的《蔗糖史》既然后出，应当做到“后来居上”。至于我做到了
没有，则不敢说。反正我除了参考以上两书外，我的重点是放在中国蔗糖史上。
我不讲饴糖，因为在饴糖制造方面，不存在国际交流的问题。仅是一个Sugar ，
先生就从英文、阿拉伯文、印地文、梵文、巴利文、中文考证了个遍，弄清了
“糖”在传播过程中的来龙去脉，搞清了为什么最初发明糖的印度，将粗糖叫做
Sugar ，而将精制的食糖却叫做“中国雪”的问题，从中发现了文化交流的轨迹。

　　季老说，写文章引用别人的著作甚至观点，是决不可避免的，但必须注明出
处，这是起码的学术道德。如果想开辟一个新领域，创造一个新天地，那就必须
自找新材料，偷懒是万万不容许的。他说：我自知不是大鹏，而只是一只鹪鹩，
不敢作非分想，只能低低地飞。即使是大鹏，要想开辟新天地，也必付出巨大的
劳动，想凭空“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其结果必然是一个跟头栽下来，丢人现
眼，而且还是飞得越高，跌得越重。搜集资料，捷径是没有的，现有的引得之类，
作用有限。将来有朝一日，把所有的古书都输入电脑，当然会方便得多。可是目
前还做不到。我只有采用一个最原始、最笨、可又决不可避免的办法，这就是找
出原书，一行行，一句句地读下去，像砂里淘金一样，搜寻有用的材料。我曾经
从1993年至1994年用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除了礼拜天休息外，每天来回跋涉五
六里路跑一趟北大图书馆，风雨无阻，寒暑不辍。我面对汪洋浩瀚的《四库全书》
和插架盈楼的书山书海，枯坐在那里，夏天要忍受书库三十五六摄氏度的酷暑，
挥汗如雨，耐心地看下去。有时候偶尔碰到一条有用的资料，便欣喜如获至宝。
但有时候也枯坐半个上午，把白内障尚不严重的双眼累得个“一佛出世，二佛升
天”，却找不到一条有用的材料，嗒然拖着疲惫的双腿，返回家来。经过了两年
的苦练，我炼就一双火眼金睛，能目下不是十行，二十行，而是目下一页，而遗
漏率却小到几乎没有的程度。我的《糖史》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写成的。季羡林
先生对“糖”字从英文、阿拉伯文、印地文、梵文到中文考证了个遍，搞清了为
什么最初糖发明于印度，以及“糖”在传播过程中的来龙去脉。季先生从糖的
“小”中，见到的是文化交流之“大”。他写《糖史》的目的，是想让人们都认
识到，人类是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的，大事如此，小事也不例外。像糖这样一种
天天同我们见面的微不足道的东西后面，实际上隐藏着一部错综复杂的长达千百
年的文化交流的历史。通过糖背后的文化交流，季先生认为，世界文化是世界上
各个国家和民族共同创造的，而不是一元起源论。在糖史背后季羡林重视的是文
化交流，在蔗糖制造方面的国际交流。

　　季老对我说，欧洲过去基本没有蔗糖。欧洲熬糖是用甜萝卜，即甜菜。只有
欧洲南部有少量的甘蔗，没有什么熬糖的价值。用甘蔗制糖是印度的发明，而把
甘蔗制的粗糖加工成细糖即白糖却是中国人的发明。

　　而中国人的这个发明却是一次意外。据记载，一个中国人把从印度运来的粗
糖放在一个大缸里，安置在墙边。突然墙上掉下一块墙皮，正好落在大缸里。这
时奇迹发生了。墙皮接触的那些粗糖，突然变白了，成了细糖。这位中国人依此
发现了白糖的制作技术。

　　第二十二次口述

　　2008年11月21日下午（季清从美国回来看望爷爷）

　　蔡德贵：上次讲到您和阴法鲁到北大图书馆北边的北楼去看汤用彤先生，一
路上傅斯年先生就讲北大的门槛怎么怎么高，您是和阴法鲁先生一起去的是吗？

　　季羡林：有阴法鲁，还有傅斯年。

　　蔡德贵：傅斯年不是在路上遇见的吗？

　　季羡林：不是在路上遇见的，是一起去的。阴法鲁、傅斯年，我们一起去的。
傅斯年那时候是代校长。

　　蔡德贵：汤用彤说让您当一个礼拜的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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