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0节：第二十三次口述(8)
于道泉是我国学术界从事藏学研究之先驱，藏学奠基人。有语言天才，精通
藏语、蒙语、满语、英语、法语、德语、土耳其语和梵文等。当然，于道泉精通
多种语言，主要由于他的勤奋好学。他为了学习藏语，曾到雍和宫自愿服杂役。
新中国成立后，在1952年进行院系调整，北京大学东语系以来属于国内少数
民族的语言统统划归中央民族学院，国内外都有的民族和语言，如朝鲜语和蒙古
语，与中央民族学院分工培养，北大东语系主外，中央民族学院主内。这样，于
道泉与马学良先生等一起创建了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开拓了一批
学科，培养了大批人才。他自己也成为国内外著名的藏学泰斗。
于道泉和赵元任合作翻译的《仓央嘉措情歌》，季羡林早就读过。在于道泉
回国在北大工作以后，季羡林经常从他那里听到赵元任的一些情况，他们都很佩
服赵元任的语言天才，学说方言的本领令人称奇。
在季羡林的心目中，于道泉是一个有天才的人，也是行动有点“怪”的人。
他自己对此似乎有所感。有一次，于道泉亲口对季羡林说：“我的脑筋大概是有
点问题。”他的“怪”表现特多，如为了学习藏文和蒙古文，他干脆搬到雍和宫
去，和蒙古喇嘛住在一起，因此有了个“于喇嘛”的绰号。他在巴黎留学时，听
说西红柿极有营养，于是天天只吃西红柿，结果一天竟然能吃五六斤之多，把肚
子给吃坏了。在伦敦时，恰巧陈寅恪先生在那里治眼疾，他天天去给陈先生解闷，
给陈先生读书读报。读的书中，就有马克思的《资本论》。奇怪的是，他相信有
鬼，却又喜欢马克思的著作。到中央民族大学以后，他还研究无土栽培，后来又
研究号码代字音的问题，而且都取得了成就。这些行动无不显示其怪。
季羡林说：
为什么这样的“怪”会同天才联系在一起呢？一个有天才的人，认准了一个
问题，于是心无旁骛，精神专注，此时此刻，世界万有不存在了，是非得失不在
了，飞黄腾达不存在了，在茫茫的宇宙中，只有他眼前的这一个问题，这一件事
物。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焉能不发古人未发之覆，焉能不向绝对真理走近一步呢？
但是在平凡的人眼中，这就叫“怪”，于道泉就是这样一个怪人。
对于于道泉，还必须进一步更深入更彻底地挖掘一下。我们平常赞美一个人，
说他“淡薄名利”，这已经是很高的赞誉了。然而，放在于道泉先生身上，这是
远远不够的。他早已超越了“淡薄名利”的境界，依我看，他是根本不知道，或
者没有意识到，世界上还有名利二字。他的这种超越，同尘世间庸俗之辈的蝇营
狗苟的争名夺利的行经比较起来，有如天渊。于道泉是我们的楷模。（《千禧文
存》，新世界出版社2001年，第178 页）
1946年8 月3 日，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先生致函伦敦大学，欢迎于道泉先生回
国，到北京大学东方语文系担任蒙、藏文教授。胡适先生诚恳的态度，促使于道
泉先生下了归国服务的决心。
1949年4 月来到北京。在极短的休息之后，于道泉迫不及待地与当时担任东
方语文系主任的季羡林见面、磋商，确定在东方语言文学系开设藏语专业，季羡
林推请于道泉先生担任组长。组内还有王森、金鹏、韩镜清几位同事，并立即开
始招生。第一期虽然只有两名学生，却使藏学这一专业在高等学府内正式立足，
开始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新成立的东方语言文学最初分设为三个组。第一组包
括蒙文、藏文、满文；第二组包括梵文、巴利文、龟兹文（吐火罗文A ），焉耆
文（吐火罗文B ）；第三组是阿拉伯文。三个组的具体负责人，第一组应该是稍
后从英国回来的于道泉，第二组是季羡林本人，第三组是马坚。五十年代以后，
东方语言文学系，后来改称东方语言系，再改名东方语言文学系，一度称为东语
系，后来改为东方学系，现在则分为东方语言文化、日本语言文化和阿拉伯语言
文化三个系。
担任新闻出版总署第一任署长的胡乔木听说了于道泉的轶闻故事，也知道他
通晓多种语言，而且是欧洲留学多年的专家。于是把筹办藏语广播这一重要工作
交给了他，请他协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设立藏语翻译和播音小组。
经过努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聘请了于道泉，以及由他推荐的李永年、李春
先（曲吉洛卓，拉萨藏族旅京人士）和图丹尼玛喇嘛等人作为藏语广播组第一批
成员，1950年4 月10日开始工作，做好各项准备，5 月22日晚上正式播音。
负责筹备中央民族学院工作的刘春——一位资深的从事民族工作的老革命，
与费孝通教授合作共事，邀请了季羡林和于道泉共同商量，如何能尽早、尽快地
培养一批藏语人才以适应紧迫的需要。经季、于两位教授建议，从国内若干高校
文科中抽调一些在校学生集中到北京，用速成的方法，突击学习藏语，以应当前
工作的紧迫需要。说来令人惊叹: 这个藏语学习班，居然能在中央民族学院成立
之前开班上课。这批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湖南大学、广西大学、山东大学、
安徽大学、南京大学等校的青年学子，云集北京，在于道泉教授门下，开始了藏
语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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