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

    杜高：我和赵寻、蓝光夫妇关系的恶化是在反胡风运动和肃反运动中。他俩
既是运动的积极分子，又负责我的专案。我很惧怕他们……路翎被捕后，他们就
认定了我是剧本创作室的头号斗争对象，只要他们一旦掌握了足够的材料，就可
以把我送进监狱。因此，他们对“小家族”穷追猛打，同时希望从我身上发现更
重大的政治问题，诸如我是国民党员或中统特务之类。在审查我的过程中，赵寻
的夫人蓝光是最激烈的一个，她的斗争性最强，态度最严厉。档案中保存的那一
次次谈话记录实际上是审讯记录，有的标明了谈话时间“午夜十二点”，这些谈
话几乎都是她主持的。她是主要的提问者。正因为这样，我对肃反运动的不满首
先是对运动中的这些积极分子的不满，而赵寻、蓝光夫妇又时最主要的两个人物。

    一九五七年，赵寻根据苏联的一篇名叫《小苍蝇变成大象》的童话改变成了
一个儿童剧，发表在他主持的刊物《剧本》上，而后又获得了这个刊物主办的
“剧本”奖。这时正开始大鸣大放，赵寻作为戏剧家出访尼泊尔。一天，唐湜来
找我，他对赵寻改编的这个剧本获奖很有意见，提议以我们两个人的名义写一张
大字报，我正想发泄对赵寻的不满情绪，于是立即提笔对赵寻大加讽刺（那张大
字报叫《小苍蝇怎样变成大象的》）。

    可以想象蓝光看到这张大字报时是如何恼怒。她克制住自己的愤懑，一直等
到鸣放终于转向反右派的进攻，她才得以猛烈反击这两个胆敢报复肃反积极分子
的凶恶敌人……

    唐湜的下场可想而知。杜高又回忆道；

    一九五八年四月十八日是我一生难忘的日子。这天早晨，剧协五个罪行最严
重的右派戴再民、唐湜、汪明、阮文涛和我先后走进王府井大街六十四号文联大
楼第三层的中国剧协党组办公室，负责人孙福田、伊兵让我们在右派罪行结论书
上签上自己的名字，这才亮出原先遮住的处分结论：开除公职，劳动教养。这是，
从隔壁房间第三层走出早已等候着我们的公安人员，把我们带到大门外的一辆卡
车上。车先开到东城公安分局，公安人员命令我们在各人的登记表上用黑色油墨
印刷上了两只手的掌纹，然后就把我们关进了位于新路的北京监狱看守所。自那
天以后，我就与世隔绝，开始了长达十一年半的劳改生涯。

    唐湜也算是一个年长者。他在四十年代就已是小有名气的新派诗人和翻译家
了。他受西方文学影响很深，追求民主自由和个性解放，发表了很多诗歌和文章，
是一位勤奋的作家。但是，他也在《戏剧报》工作，他的主要右派罪行是“攻击
肃反运动”。唐湜是一个不善言谈忠厚老实的书生，他的生活很清苦，家庭负担
很重，妻子没有工作，带着三四个孩子。他被突然送进监狱时，一家人还在等着
他回家吃饭哩。唐湜非常焦急。他脸上流露出的无奈与无告的痛苦，惊慌失措的
举止，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以至四十多年后仍历历在目。

    唐湜毫无世故，一点不懂中国的政治，他的右派的帽子是自己找来戴在头上
的。赵寻夫妇看见杜高难受，而不会把唐湜放在眼里的，唐湜却要帮腔。赵寻出
国去了，唐湜不知道他会回国，这就糟了。他被流放到东北的兴凯湖农场劳教，
三年以后，他才被允许回温，先在草台班里风餐露宿，后来草台班也不让他呆下
去，又在温州房管局下属的一个修建队劳动，其实就是拉板车。一天，他的父亲
在门口看见儿子满头大汗拉着运水泥的板车，竟大声地无不嘲讽地说：“看吧，
这就是我的那个大学生的儿子吗？”他的父亲1949年前拥有大片土地，是殷实的
地主，革命以后便一无所有。看见斯文扫地的儿子，他的心中一定是无奈和凄楚
的。

    1979年，他的“右派”彻底平反。他还想着恢复党籍。他曾和林斤澜、马骅
一样是共产党员。他三十年代要溜延安，在西安被捕；四十年代在温州搞地下党，
再一次地被了捕，而这一回他自首了，也就脱党了。“拨乱反正”他问有关的人，
恢复党籍有没有加工资，答曰没有，他的兴趣失了一大半。诗人叶坪吓唬他：
“你当年是登报悔过的，这事重提你可能还要坐牢。”唐湜哆嗦，便永不再提。

    可是啊，唐湜不停地写作，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这是他一生的优点。这，
也是林斤澜无法比拟的。林斤澜在文革停止写作，不著一字，而且对别人也这么
说。杨沫在1971年6 月30日日记中写道：“他（指林斤澜——引者）向我说过，
他在这种情况下，决不写作品。”林斤澜不写作，理由是非常充足的，不须赘述。
而唐湜的写作恰恰是非常反常的。他的大部分重要作品，几乎都是在困境中完成
的。即便十年浩劫，他还写了叙事长诗《划手周鹿的爱与死》、《海陵王》以及
大部分十四行诗、抒情诗集《交错集》等。

    屠岸在《唐湜诗卷》的序言中，说唐湜“以诗美的凝华来应对现实的黑暗，
以对缪斯的忠诚来藐视命运的拨弄，以精神的向上和高昂来抗议人间的丑恶！他
的人格是笔直的，但他的申诉却是通过诗美的追踪向人世发出的一道折射。他的
所有的痛苦，悲凄，怨愤，焦虑和郁结，都经过了过滤，发生了嬗变，实现了纯
化，因而升华为欢乐，温煦，缱绻，梦幻，宏伟和壮烈！他作为美的宗教的信徒，
超脱了红色宗教裁判的火刑！”屠岸这样发挥，有正确的一面。他还说，“读唐
湜诗歌著作，总想起司马迁的话：‘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
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
而注兵法；……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此
说，我总觉得有些牵强，不很确切。

    唐湜1937年即写了长诗《普式庚颂》，1941年即给谢冰莹主编的文艺刊物《
黄河》作助编，1943年又就读浙江大学外文系，整天与莎士比亚、雪莱、济慈为
伍，他进入了浪漫的幻想王国，后来的诗艺探索包括“九叶”活动，大家明白。
他在“九叶”中，诗歌不是写得最好的，诗评无疑是写得最多最好的。“革命不
成功，”他一生几乎全部的兴趣和爱好，就在艺术上了。艺术已经成了他的命脉，
像是酒对于酒鬼，毒品对于瘾君子。离开了艺术，他就是行尸走肉。他一生没有
至交，更没有情人，也不会喝酒，麻将和扑克他不认识。他不像林斤澜有很多的
朋友，而且是有名的酒仙，真没事了就读读鲁迅，冷眼看看这个世界；马骅差不
多就是社会活动家，他在杭州大学教书，有很多的学生为伴；而赵瑞蕻也在南京
大学做教授，搞比较文学研究，即使不“比较”，他也可以与散文家翻译家的夫
人杨苡对话。他们都有自己的精神王国。乱世诚可怕，生命价更高。林斤澜还要
写小说吗？请问在哪里发表？那个可怕的岁月，有时一个字就是一个陷阱，掉了
进去，“永世不得翻身”。苟全性命于乱世，就算是大吉大利了。

    在温州，唐湜生活在社会最底层，武斗的“联总”和“工总”都不会对这个
右派打量一眼。因而，他便凭着他的习惯悄无声息地写作，踽踽他的“幻美之旅”。
他珍爱他的作品，再誊抄一份，白居易放之名山，他放在温州作家瞿光辉的家里。
我知道，唐湜没有别的，只有提起笔，他才激动，他才兴奋，只有捧着完成的诗
作，他的身心才笼罩在幸福的红云里。这，便是唐湜的可爱之处。稍稍有一点知
识的人，你不能不对他对艺术的虔诚肃然起敬！

    他是多么钟爱他的缪斯啊，可歌可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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