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三

    这，当然是无关紧要的事。

    汪曾祺是非常自信，自视甚高的一个人。

    有一天，林斤澜对他说：“阎肃有时文章写得不错。”汪曾祺没有说话，只
见鼻头发声：“哼！”

    邓友梅说：“他写文章谈论我的作品，是八十年代以后的事。《烟壶》发表
后，《文艺报》要发表评论文章。想找位既熟悉我又熟悉北京的作家，问我找谁
好。我说汪曾祺，果然找他一说他就写了。文章发表后我向他致谢，他说：‘先
别高兴，我还有话没写上呢。你那个库兵不行，是个多余的人物，这篇小说没他
什么事也碍不着，只因为你对这个人物有兴趣就写上了。这不行！破坏了结构的
严谨。我只在文章中说你九爷写得好，没提这写不好的库兵，给你留点面子，当
面这意见还得告诉你。’”

    可是，他对林斤澜还有话：“友梅那个东西，是通俗小说！”

    叶兆言说：“高晓声神秘兮兮地告诉我，说汪曾祺曾向他表示，当代作家中
最厉害的就数他们两个。天下英雄，使君与操，余子谁堪共酒杯。我一直疑心原
话不是这样，以汪曾祺的学养，会用更含蓄的话，而且汪曾祺骨子里是个狂生，
天下第一的名份，未必肯让别人分享。”

    汪曾祺有这个“表示”吗？我以为是可能的。但我不知道这话是什么时候讲
的，我更想了解的是，在汪曾祺眼中，好友林斤澜到底是个什么位置。不会在《
十年十癔》（1996年）出版之后“表示”吧，也不会在《矮凳桥风情》（出书在
1987年5 月，其中《溪鳗》发表在1984年10月号《人民文学》上）出版之后“表
示”吧，倘若之前，这个表示的确是正确的。——在林斤澜，高晓声也是好友，
互相位置孰高孰低他还真不计较，但读者应该是明白的。我认为，林斤澜是从《
溪鳗》开始，才算找到自我，才建立短篇小说大师的地位，后来的成就当然在高
晓声之上。

    2004年3 月的一天，黄昏雨后，在永嘉一个码头边，酒后耳热，林斤澜说汪
曾祺看不起王某，看不起王某的文章，也看不起王某的做官。“他有一天脱口说
：‘王某是奸臣！’嗨！你看你看，王某怎么会是奸臣呢，当然不是奸臣。”林
斤澜还谈起王某后阶段称病辞职的事，还谈起王某在《收获》上发表“友人书信”，
爆光自己做文化部长时某人写信“要工作”。王某聪明过人，用心良苦。林斤澜
认为王某机智，有才华，有贡献。对于王某的文章，批评界也有臧否，孙郁就说
：“王蒙有闪光的片段，却没有一篇是好的；汪曾祺有次的东西，但每一篇都是
完整的。”

    ——趁着这个话题，我忽然问：“我看你也不会在汪曾祺的眼里。”林斤澜
哈哈笑道：“当然当然，他酒喝多了还会说自己胜过老师沈从文了。”

    1995年10月的一天，汪曾祺在温州的洞头对我说：“诺贝尔奖算什么？川端
康成算什么？他值我的老师沈从文吗？！”

    李陀说：“汪曾祺外表谦和，给人以‘心地明净无渣滓’的印象，但实际上
骨子里又好胜又好奇。人若不信，只要读一读他在1982年写得《桃花源记》、《
岳阳楼记》两文，就不会认为我是瞎说。当年在《芙蓉》双月刊的目录上一见这
个题目，我真是吓了一跳，且深不以为然：这老头儿也太狂了！用现代白话文再
写《桃花源记》和《岳阳楼记》？但当我一口气将这两记读完之后，竟高兴得近
乎手舞足蹈，那心境如游人于寂寞中突入灵山，只觉眼前杂花生树，春水怒生。
不久后，我见到汪曾祺，问他：‘汪老师，《湘行二记》你是有意为之的吧？’
汪曾祺不动声色地反问：‘怎么了？’‘那可是重写桃花源记和岳阳楼记，这事
从来没人干过。’汪曾祺仍然声色不动，眼睛望着别处，默然不答。我以为老头
儿要回避问题，不料他突然转头向我调皮地一笑：‘写了就写了，那有什么！？
’”

    汪曾祺的《桃花源记》的确好，但陶渊明的美丽童话怎能替代？汪曾祺的《
岳阳楼记》就弱了。他还有一篇《故乡的野菜》，是《钟山》杂志命的题，我以
为汪曾祺没有输给周作人。与前人比一比，输还是赢，“那有什么！”

    汪曾祺在《泰山片石》中说：“……李白的‘天门一长啸，万里清风来’，
就有点洒狗血，李白写了不少好诗，很有气势，但有时底气不足，便只好洒狗血，
装疯。”

    汪曾祺就说李白洒狗血，“那有什么！”

    杜甫的祖父杜审言，每有诗成，总说：“某某看到这首诗，肯定气死。”—
—文人张狂一点，我以为有可爱处，问题在于是你有没有资格张狂。张狂的人也
实在太多了。汪曾祺是有这个资格张狂的。至于如深山挥汗开石的石匠的那种文
人，一辈子默默攀登艺术大山，荣辱皆忘，那当然算是可敬的。

    汪曾祺在《小说创作随谈》中写道：“在北京有个年轻同志问我：‘你的修
养是怎么形成的？’我告诉他；‘古今中外，乱七八糟。’”

    汪曾祺的这句话，我以为是随便说说的。他一辈子当然读了“古今中外”许
多“乱七八糟”的东西，但他的继承性是明显的。

    汪曾祺在《谈风格》里又说：“一个作家读很多书，但是真正影响到他的风
格的，往往只有不多的作家，不多的作品。有人问我受哪些作家影响比较深，我
想了想：古人里有归有光，中国现代作家是鲁迅、沈从文、废名，外国作家是契
诃夫和阿左林。”

    归有光、沈从文的影响，当然是明显的。

    在《两栖杂述》中，他还提到少年时“从韦子廉先生学习过。韦先生是专攻
桐城派的。我跟着他，每天背一篇桐城派古文。姚鼐的，方苞的，刘大櫆和戴名
世的。加在一起，不下百十篇。”这可不能小看，这对他写作的影响( 特别是写
作的基础) 肯定是很深远的。“桐城派”是中国散文的集大成者, 开创者为方苞。
方苞继承了谁的风格，归有光！这一派讲究“文气贯通，注意文章怎样起怎样落”，
要求语言“雅洁”，可却相对不重内容（方苞的《左忠毅公逸事》和《狱中杂记
》是个例外）。大体来说，汪曾祺与“桐城派”是相当合拍的。汪曾祺的语言成
就之所以登峰造极，当然主要和他用心古文有关。汪曾祺的内容没有刀光剑影，
没有离奇怪异，多日常，多平易，多轻淡，多抒情，多亲切，下笔细腻，可在
“桐城派”，主要是归有光那里找到神韵。

    对于沈从文先生，不必多言。沈从文和贺龙是同乡同时代，说起贺龙，沈从
文说：“杀人太多了！”贺“尚血红”，沈“崇青绿”。沈从文“投奔自然，他
的翠翠、爷爷、渡船都是自然的色、自然的声、自然的形，连那黄狗也没有名字，
自然而然叫做狗。虽然作家不会明说‘天人合一’，却明显着太古的和谐，原始
的人性的美。”（林斤澜语）

    汪曾祺“踩着沈的脚印，可以说亦步亦趋……师徒两位都认美为生命，供奉
人性，追求和谐。”师徒两位也有区别，汪曾祺并“不遁入自然，扭头人间搜索
美，培植人性……走笔生命的欢乐，生活的健康，生爱生情的飞跃飞腾……”
（林斤澜语）

    沈从文比汪曾祺多了一层沧桑和厚重，师徒小异而大同。

    汪曾祺是有“根”的，这根非常明显。

    林斤澜无“根”。年轻起步的时候，林斤澜当然是有选择地读书，有模仿，
或膜拜；后来，就没有了。林斤澜的读书，还真是“古今中外，乱七八糟”。林
斤澜师承了谁呢？他的作品像谁的？古的？今的？中的？外的？把他的代表作搬
出来，《溪鳗》、《李地》像谁的？《白儿》、《黄瑶》像谁的？特别是《门》
像谁的？谁都没有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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