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六

    “在这方面我是守老式的，不知对还是错，不知好还是坏。”林斤澜在一次
宴会上当众说道。但他是宽容别人的，甚至有时是欣赏的：比如当年写信给我，
叫我接待高晓声和他广西的女朋友，说他们要到温州来玩，要在暑假时候，因为
女方是个教师。林斤澜把高晓声的电话号码给了我。临近暑假，我打电话给高晓
声，两打忙音，又两打不接，再打接了：“什么事！！！”我说我是温州晚报的
程绍国，高晓声连忙转口：“哎呀，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林斤澜洞明世事，看人看问题入木三分，表现往往是不温不火，是一种通透
后的善良，做人做出很高的境界。林斤澜是理性的。汪曾祺才华过人，“烧心”
在艺术，旁的很不留意。他一般说来不通世故，有时甚至是处事糊涂。他是名士，
有士大夫气，这种人往往如此。一般不深思熟虑，不设防，凭直觉，有脾气（有
的随和，有的不随和）。叶兆言引用伯父叶至善的话，说汪曾祺“这人有些让人
捉摸不透，某些应该敷衍应酬的场合，坚决不敷衍应酬，关键的时候会一声不吭。”
汪曾祺是感性的。

    刘心武回忆1994年和汪曾祺在香港机场转机台湾，“过海关闸口时，他既拿
不出护照，也找不见机票，懵懂得够呛，我和山西作家李锐两人，忙在他身上翻
口袋，总算替他找全了应供检查的东西……”

    林斤澜说：汪曾祺经常把林斤澜家的电话号当作自己的给了人。“一九七六
年冬天……多半在夜间，接到长途电话，……辟头就问：汪老汪曾祺家吗？”有
一回，一个鲁院的学生电话打给汪曾祺，结果林斤澜在家里接到电话。“我问这
个电话号码是从哪里来的？对方说汪老告诉的，就在作代会上。我说汪老是不是
有点开玩笑吧？对方坚决地说：不，认真的，一个字一个字想出来的。

    过后我打电话问曾祺怎么回事，曾祺说他只记住一个号码。我问你自己家的
不记得？电话里断然回道：

    ‘我没有给自己打电话。’“

    林斤澜说：反右的时候，汪曾祺已调到中国文联的民间文艺研究会，编了几
年的《民间文学》。他尽管是编辑部主任，实是执行主编，权力很大。这位名士
完全以稿子的优劣取舍，得罪了本会的不少人，而也没有把党组书记贾霁放在眼
里。这就糟了。他在黑板报上发表《惶惑》，写道：“我爱我的国家，并且也爱
党，否则我会坐到树下去抽烟，去看天上的云。”还有一句被贾霁手下的积极分
子抓住了尾巴：“我愿意是个疯子，可以不感觉自己的痛苦。”他曾为一义和团
故事写过一篇读后感《仇恨? 轻蔑? 自豪》。贾霁手下的积极分子说：“你对谁
仇恨？轻蔑谁？自豪什么？”他还发表过一组极短的诗，其中有一首叫《早春》
：

    （新绿是朦胧的，漂浮在树杪，完全不像是树叶……）

    远树绿色的呼吸。

    贾霁手下的积极分子说：“连呼吸都是绿色的了，你把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污
蔑到了什么程度？！”

    这就当上了右派。三年多，才调到北京京剧团，才被江青“控制使用”。

    一九七六年十月，汪曾祺对林斤澜说：“知道四人帮倒了，我是又解放，又
解脱。”梁清廉说：“江青倒了，汪曾祺心花怒放，从来没见他这么高兴。”

    可是，他高兴得太早了。徐城北说：“粉碎‘四人帮’后，剧团进了工作组，
本来没汪什么事，是他自己‘跳了出来’，给工作组提这样那样的意见。结果后
来更换了工作组，认为从前的做法‘太温和’，肯定‘四人帮’覆灭前留下了第
二套班底。由此则成为重点怀疑对象——为什么上了一次天安门就无声无息了？
……结果审查了两年多，光交代材料就写了十几万字。”拿汪曾祺自己的话讲：
“把我弄得够呛。”他便“在家里发脾气，喝酒，骂人，要把手剁下来证明自己
清白无辜。天天晚上乱涂乱抹，画八大山人的老鹰、怪鸟，题上字，‘八大山人
无此霸悍’，抒发不平之气。”（汪朗）

    汪曾祺不问政治，不懂中国政治实际，书生气把自己给害苦了。

    《汪曾祺全集》八卷本中，也有关涉政治的几处，都是一九八九年以后写的
：

    我希望政通人和，是大家能安安静静坐下来，想一点事，读一点书，写一点
文章。

    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善良的。曾被打成右派的那一代人，除了已经死掉的，大
多数都还在努力地工作。他们的工作的动力，一是要证实自己的价值。人活着，
总得做一点事。二是对生我养我的故国未免有情。但是，要恢复对在上者的信任，
甚至轻信，恢复年轻时的天真的热情，恐怕是很难了。他们对世事看淡了，看透
了，对现实多多少少疏离的。受过伤的心总是有璺的。人的心，是脆的。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为政临民者，可不慎乎。

    我觉得卫生部应该发一个文件：为了保障人民的健康，不要再搞突然袭击式
的政治运动。

    汪曾祺是多么天真的一个人啊！

    林斤澜就不是这样。一本《十年十癔》，篇篇关连政治，是对中国政治痼疾
的电击和轰炸。但都是艺术的表现，太深刻了，而他的语言闪闪烁烁，扑朔迷离，
没有一句话授人以柄。有时我想，比起机智的林斤澜来，天真的汪曾祺更加可爱。
二位的老朋友邓友梅说：“林斤澜有气得发抖的时候，却没有气得发火的时候。”
汪曾祺会骂“王八蛋！”会拉弓搭箭地说：“我给兜出来。”“我跟他翻儿。”
“我就要打这个不平。”“我要嚷嚷。”

    他也有怒目金刚的一面。拿林斤澜的话说，“他也确有提刀四顾，破口叫阵
的时候。”

    他还是个性情中人。想当年，江青赏识他的才华，有一次，他在团里传达江
青接见的情况，最后情不自禁地建议喊三声“乌拉”，以示庆贺。但他绝不拍马，
江青拉他上天安门，他还说是否请杨毓珉代替。而且，他还是唯一在江青面前翘
二郎腿，并抽烟的人。他对林斤澜说：江青就像上海人所说的“白相人嫂嫂”，
身上有江湖气。

    1972年，沈从文写信给巴金夫人萧珊，描述到汪曾祺当时的形象。说汪曾祺
现在已成了名人，头发也开始发白，“初步见出发福的首长样子，我已不易认识”，
但笔头重点一转：“后来看到腰边的帆布挎包，才觉悟不是首长”。

    大师用笔实在厉害，不过汪曾祺还是汪曾祺。他一生保持文人的个性。

    “把我弄得够呛”这个阶段过后，不少朋友劝汪曾祺离开京剧团这个伤心之
地，到北京作协里来。林斤澜说：“有一次，胡乔木顺手在一个香烟壳上写道：
‘汪曾祺进作协’。当时我在北京作协的位置上，很高兴，认为这是一个机会。
不料汪曾祺不肯，对我说：‘你胡乔木在香烟壳上这样写，你把我当什么！’我
说这个无关紧要，毛泽东在战争年代有时就在手纸上发布命令。他还是气咻咻地
说：‘你胡乔木算什么，在香烟壳上写我！’最后没有调。”这是保持一个名士
的尊严了。

    汪曾祺认为中国当代的散文，一败于杨朔，二败于刘白羽。对于刘白羽，他
感到更加头痛。林斤澜回忆道：1997年春，汪曾祺早上给他打电话。声音火火的，
问收到《人民文学》没有，看见刘白羽的一篇散文没有。林斤澜说刚收到，看了
看标题，没有读。汪曾祺大概拿着刊物，念了几句，说：“先前人说这位文理不
通，没有注意，你听，你听，‘我凝视着天安门前的下半旗……下半旗……’”
林斤澜问：“下半旗打引号没有？”汪曾祺说：“没有。有也不通。前面那个‘
的’字，这里怎么好‘的’呢？前面再前面那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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