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六

    田家批评道：“这种抒情式的描写，在作者自己，也许感到很有韵味。我们
认为这是一种反现实的有害的倾向……”

    “木栅是统治阶级所树立的牢笼，而姑娘是革命者，是被树立木栅的阶级所
压迫的人，她的死也是被关在木栅里而同时又无力摧毁木栅所造成的。因此两者
的象征应是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关系，正确的描写，应当符合这种特性的。”

    田家接着追根溯源：“斤澜是很喜爱沈从文的。”（注意：沈从文那时就是
“反动文人”的代名词）“都受到沈的影响。”“小如爱用重字叠句，大如对人
生的观照和自然主义倾向的描写方法。”“沈从文的浸透幻想的写实是什么？斤
澜把它看成浪漫主义色彩；而在沈氏作品的风土人情，是经过拟古情调的炮制。”
“沈氏在写辰河水手为惊涛骇浪骇浪卷去，伙伴岸上追赶，而在水中的人，死得
何等从容，作者情调也是静穆，闲适……对死和死的气氛描写，是自然主义的。
这些在斤澜的小说中也存在……这也是一种‘人生哲学’的表现，却不是无产阶
级的‘人生哲学’。”

    今天看起来，这样的批评只是好笑。但在当时，在“反右”补课的时候，对
被批评的人来说，不啻惊天霹雳。林斤澜又哆嗦了一段时日。——老天喜欢开玩
笑，一年多，庐山会议之后“反右倾”，田家莫名其妙被当作“白旗”拔掉了，
“发配”陕西。文化大革命，碰到更加高明、更加厉害的对手，被整死了。令人
感慨良多、扼腕嗟叹。

    “田家要把你打成右派，原因就是要扩大战绩吗？”我问。

    林斤澜答道：

    “还有就是文学上不跟他走，不喜欢他的文学主张。我是他文学上的异己分
子。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田家这时是个风派人物。他为什么对我同沈从文的
关系那么熟悉？他和沈从文是老乡，他原来就是沈从文家的坐上客！——田家是
延安过来的人，据说原来是个不错的人，很有个性、很有原则，可他一直入不了
党。原因是落后分子。他变成风派人物，与沈从文疏远，要扩大反右战绩，有一
个很长的变化过程。”

    听林斤澜的口气，似乎同情田家的可怜。

    “你逃过一劫，自有偶然性，更有必然性。你认为必然性是什么？”我问。

    林斤澜答道：

    “汪曾祺知道我平时关心政治，他倒淡漠，结果相反，他落网了。他的文章
划我为‘漏网右派’，并撒起说：‘是无天理’。可他不想想，我先前二十年，
吃得苦头有多大。可以说，我出生入死过，我见过形形色色的人物，经过形形色
色的时候。我比他更了解什么是人间。——当时我不在现场，不在网中。而现场
正热闹，网眼正红火的时候，为什么我一边凉快去了呢？这就与我的经历有关。
或许我记着鲁迅的话：‘横着站’，鲁迅不断指名道姓，说文艺家碰死在自己的
理想上。北京文联有人腹受敌，有人背受敌，有人腹背都受敌。我是‘横着站’。”

    林斤澜几次同我说到鲁迅的《文艺与政治的歧途》，说里头许多话是警钟。
大约是这些话吧：“政治是要维持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
向……”；“政治家最不喜欢人家反抗他的意见，最不喜欢人家要想，要开口…
…”；“从前文艺家的话，政治家原是赞同过的；直到革命成功，政治家把从前
所反对那些人用过的老法子重新采用起来，在文艺家仍不免于不满意，有非被排
轧出去不可，或是割掉他的头……”“苏俄革命以前，有两个文学家，叶遂宁和
梭波里，他们都讴歌过革命，直到后来，他们还是碰死在自己所讴歌希望的现实
碑上，那时，苏维埃是成立了！”

    邓友梅在《漫说林斤澜》中说：

    我定成右派，斤澜的压力极大，有人是叫他用揭发、批判我来表明他的立场
的。他什么都没讲。而在此后20年间，不管我是在北京劳动改造，还是发配东北
时，他都是我最亲近的朋友。我忙不过来，他替我送妹妹上学，我不在北京，逢
年过节他到家去看望我的母亲。有些我想不到的家务事，他想到都提醒我。

    在邓友梅另一篇《悼绍棠》的文章中，坦诚说自己曾上台“批判绍棠下乡不
该带馒头！”从维熙在《走向混沌》中也说，他曾揭发刘绍棠生活上的一些事。
那么，林斤澜在整个运动中就没有揭发过人吗？林斤澜说：

    “我还真没有揭发过谁。绝对没有为表态批判过谁——不仅是反右，所有运
动，包括文革，我都没有。当时写文章，或因响应号召，靠拢组织；或因认识不
清，上当无奈，都可原谅，都可理解，都应由时代去负重要责任。我编文集，不
用蓄意剔除，是真的没有这种内容。反右时，不只一只眼盯住我，我的压力确实
不小。他们要我必须表态。《北京文艺》编辑周雁如是好心人，我就好好跟她说
话：‘我的确跟邓友梅、刘绍棠很密切。正因为密切，我就不能一般表态，要写
得深刻一点。允许我好好想，好好考虑。’周雁如就放松了。我就想：对不起，
跟你打太极拳了。我就是拖，拖。我知道，新的政治风浪很快就会过来。果然，
来了大跃进，《北京文艺》改头换面，满纸歌颂了。原来”两条腿走路“——作
者分知识分子和工农兵，现在扬弃了，只有工农兵。”

    但，林斤澜拖着不写，有没有风险呢？当然有。反右到1958年还有“补课”，
看你态度，看你表现，看你立功，看你对共产党的忠诚。汪曾祺就是“补课”补
上的。难怪有人视表态如救命稻草，六亲不认，枪戳刀砍。表现好，春和景明；
表现不好，暗无天日。你要等风浪过去吗？风浪可不等你。人啊，你得横下一条
心！

    话说杨述，一年前要求“青年作家要带头人鸣放”，一年后利索整人。林斤
澜的同学陆拂为，反右时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的团支部书记，他在汇报工
作时，想要大事化小，说反右牵涉到那么多人，“一棍子打不死”。不料杨述厉
声说：“那就打两棍！”“陆拂为和我说这个话时，说他当时非常吃惊。但我不
吃惊，我见过的人多了。我在1938年就看到这种人了。当年的学生领袖，后来就
反过来杀进步学生！——杨述原来的确是个好人。”林斤澜说。

    一场反右，出尔反尔，引蛇引狗，阳谋阴谋，明白白阴暗的丑恶的表演，皇
权和极权的大写真，中上阶层、各色人等的灵魂的大曝光。真与假，善与恶，美
与丑。可怜林斤澜侥幸逃脱，长呼短叹，实已不易。而他坚守操行，不做苟且之
事，没有落井下石，待右派朋友胜似从前，亦实不易。相信在中国，林斤澜这样
的人，不在稀数。如此温情，自当可贵，她是寒夜里的火把，她是人世间的大爱。

    关于“运动”，林斤澜有字“赞”曰：“祸兮福兮，黑兮白兮。生死出入，
人兽交替。若要解剖，先剖自己。忌走极端，亦忌稀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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