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节：“他真能走得安详吗？”(2)

　　巴老又写道：

　　1966年夏天，我们参加了亚非作家北京紧急会议。那时“文革”已经爆发。
一连两个多月，我和家宝在一起工作，我们去唐山，去武汉，去杭州，最后大会
在上海闭幕。送走了外宾，我们的心情并没有轻松，家宝马上要回北京参加运动，
我也得回机关学习，我们都不清楚等待我们的将是什么。分手时，两人心里都有
很多话，可是却没有机会说出来。这以后不久，我们便都进了“牛棚”。等到我
们再见面时，已是十二年后了。我失去了萧珊（巴金老的夫人——引者注），他
失去了方瑞（曹禺老师的第二任夫人——引者注），两个多么善良的人！

　　在难熬的痛苦的长夜，我也想念过家宝，不知他怎么样挨过这段艰难的日子。
听说他靠安眠药度日，我很为他担心。我们终于还是挺过来了。相见时没有大悲
大喜，几句简简单单的话说尽了千言万语。我们都想向前看，甚至来不及抚平身
上的伤痕，就急着要把失去的时间追回来。我有不少东西准备写，他也有许多创
作计划。当时他已完成了《王昭君》，我希望他把《桥》写完。《桥》是在抗战
胜利前不久写的，只写了两幕，后来他去美国讲学就搁下了。他也打算续写《桥》，
以后几次来上海收集材料。那段时间，我们谈得很多。他时常抱怨，不能做自己
想做的事情。我劝他少些顾虑，少开会，少写表态文章，多给后人留一点东西。
我至今怀念那些日子：我们两人一起游豫园，走累了便在湖心亭喝茶，到老板店
吃“糟钵头”；我们在北京逛东风市场，买几根棒冰，边走边吃，随心所欲地闲
聊。那时我们头上还没有那么多头衔，身边也少有干扰，脚步似乎还算轻松，我
们总以为我们还能做许多事情，那感觉就好像又回到三十年代北平三座门大街。

　　但是，我们毕竟老了。被损坏的机体不可能再恢复到原貌。眼看着精力一点
一点从我们身上消失，病魔又缠住了我们，笔在我们手里一天天重起来，那些美
好的计划越来越遥远，最终成了不可触摸的梦。我住进了医院，不久，家宝也离
不开医院了。起初我们还有机会住在同一家医院，每天一起在走廊上散步，在病
房里倾谈往事。我说话有气无力，他耳朵更加聋了，我用力大声说，他还是听不
明白，结果常常是各说各的，但就是这样，我们仍然了解彼此的心。

　　我的身体越来越差，他的病情也加重了。我去不了北京，他无法来上海，见
面成了奢望，我们只能靠通信互相问好。1993年，一些热心的朋友想创造条件让
我们在杭州会面，我期待着这次聚会，结果因医生不同意，家宝没能成行。这年
的中秋之夜，我在杭州和他通了电话，我清清楚楚地听到他的声音，还是那么响
亮，中气十足。我说：“我们共有一个月亮。”他说：“我们共吃一个月饼。”
这是我最后一次听到他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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