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节：祖国啊，我回来了！(7)

　　于是，曹禺老师在1951年借着开明书店要他重新出版剧作选集的机会，对
《雷雨》、《日出》、《北京人》一一作了修改。其中，以对《雷雨》的修改为
最大，最多。首先，修改的是鲁侍萍，因为她是剧本里宿命论的代表者和体现者。
为此，为了加强她与周朴园的坚决斗争，说出了“你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强盗”、
“有你这样的父亲就教出这样的孩子（周萍）”的直白生硬台词，使其成为一个
敢于直面反抗的具有斗争性格的正面妇女形象；其次，把鲁大海改写成具有工人
阶级的品质，有团结有组织的罢工领导者，当场揭露周朴园背后有帝国主义的支
持和与官府暗中勾结的阴谋；再次，为了把周朴园改得更加反动，增加一个人物
即省政府的参议乔松生，与之相互勾结；最后，大力修改了全剧的结尾——周萍
按照阶级本性，不可能自杀了；周冲作为资产阶级的开明子弟，也不必触电了；
四凤是受压迫、受污辱的穷家弱女子，值得同情，更是不要寻短见了。照此办理，
《雷雨》就已经根本不是大悲剧了，与原来的初衷和面目完全变了模样。

　　我以为，文艺作品的精品也好，经典也好，都不是一个部门所能决定的，更
不是一个个人所能决定的。现在有的电视剧刚刚开拍就被宣传成“精品力作”，
那只能被看作是自欺又欺不了人的“大忽悠”而已。那么，谁才能有权利决定这
件事呢？回答是——历史，以及观众（读者）。比如，几百年过去了，曹雪芹写
的《红楼梦》，一如既往地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而且越看越有味道，每看一遍
都会有更新的、更深的收获，这自然是精品。与之相比，那些刚刚看完的戏剧，
观众还没有走出剧场的大门就已经忘记得一干二净，又怎么可以称之为“精品”、
“经典”呢？

　　这里，不妨引上一段年逾古稀的作家王蒙的话：“我从上小学就看《雷雨》，
加上看电影，看了七八次，许多台词——特别是第二幕的一些台词我已会背诵。
我特别喜欢鲁侍萍回忆三十年前旧事时说的‘那时候还没有用洋火’这句话，我
觉得现在的演员（不是北京人艺的朱琳）没有把这句话的沧桑感传达出来。我知
道《雷雨》的情节与人物家喻户晓。我的缠足的、基本不识字的外祖母，在我七
岁时就向我介绍戏里的人物，她说鲁大海是一个‘匪类’，而蘩漪是一个‘疯子’。”
他还说：“《雷雨》已经在中国演了近七十年，七十年长盛不衰。这确实经典
（即古典）之作，哪怕说此剧本有所借鉴，不是绝对地百分之百地原创也罢，只
要戏好，就站得住，就大放光芒。”也许，这可以算作代表普通人的一种反应和
看法。

　　我们不妨再看看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反应和看法，周恩来总理光看北京人艺演
出的《雷雨》就有七八遍之多。而且，也是可以把其中的精彩台词背诵下来的人。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有一次周总理来看《雷雨》，当演到第二幕鲁侍萍和周萍那
段重要戏（就是前面提到过的）时，朱琳说台词发生了口误，丢掉一个字。没想
到的是，周总理看完戏回到家里，立即请邓颖超大姐给朱琳打来电话询问情况，
得知是口误后，仍然再三嘱咐：“一个好戏里的精彩台词是不能够更改的。”周
总理于1962年的春天，在召开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座谈会上，更为明确地
提到：“曹禺同志的《雷雨》写于‘九一八’以后，那个时代是国民党统治时期，
民国时代。写的是‘五四’前后的历史背景，已经没有辫子了。写的是封建买办
的家庭，作品反映的生活合乎那个时代，这作品保留下来了。这样的戏，现在站
得住，将来也站得住。有人问：为什么鲁大海不领导工人革命？《日出》中为什
么工人只在后面打夯，为什么不把‘小东西’（戏中小妓女的名字——引者注）
救出去？让他说去吧，这意见是很可笑的，因为当时工人只有那样的觉悟程度，
作家只有那样的认识水平。这是合乎那个时代进步作家的认识水平的。那时还有
左翼作家的更革命的作品，但带有宣传味道，成为艺术品的很少。我在重庆对曹
禺说过，我欣赏你的，就是你的剧本是合乎你的思想水平的。”“时代精神要广
义地来理解，问题在于作品站得住站不住。曹禺同志的‘三部曲’（指《雷雨》、
《日出》和《原野》——引者注），表现了那个时代的生活侧面，表现了作家当
时的思想。两部站得住，但《原野》就比较差。我是热爱他作品的一个，推荐他
作品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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