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七、半个多世纪的师友之交
———毛泽东和黎锦熙（2 ）
黎锦熙博学多闻，满腹经纶，但他向来不以学者自居，而极平易近人，和蔼可
亲，循循善诱，因人施教。他常勉励学生说：“不怕不宽宏，就怕不笼统；不怕不
聪明，就怕不宽容；不怕不用功，就怕乱翻动；不怕不奋发，就怕如炮炸；不怕胆
不大，就怕少规划。”这种深入浅出饱含哲理的教导，使不少学生深受启发。他不
但对学生期望殷切，而且真诚地关怀学生，希望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毛泽东就曾在
多方面得到过他的热忱帮助，从而在学问和做人上才有了长足的进步。
黎锦熙执教不愿囿于旧的章程，总是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创新。他毕业于师范
学校，立志毕生从事教育工作，对教育事业不仅热心，而且非常忠心。对教材教法，
他不愿沿袭旧制，而是反复揣摸研究，想尽办法要闯出一条让学生易学易懂易用的
新路子。利用图表法进行教学，便是他勇于探索的鲜明一例。他教历史课，把历史
年代、人物、事件、历史地位和贡献等，用图表法加以排列，学生不用老师多费口
舌，便可以把某个纷繁的历史问题搞清楚，在头脑中留下具体深刻的印象。
黎锦熙的图样法、纲目排列法，使毛泽东受益匪浅。早年在一师读书时，他运
用这种方法阅读、理解了许多人一生都难以读完、读通的“经史子集”，为他日后
成就一番大事业打下了深厚的文化功底。成为新中国的最高领导者以后，他在领导
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运用这种方法创造了一套独特的图样领导艺术。大到中
国革命或建设的总体构想（总图样），小到某一方面或某一阶段的规划和设计（分
图样），毛泽东总是事先用铅笔在纸上勾勒出来，经过周密的调查、分析和论证后，
才形成决议和文件。这种具体多样、缜密精妙的“图样法”，成为他领导革命和建
设的得心应手的工具。他也因善于绘制出众多极其成功的“图样”而著称于世。
在治学上，黎锦熙生平最服膺两个字，一是勤，一是恒。而两字当中“恒”字
最重要。他常对毛泽东说，世人多是“勤于始而怠于终”，所以无所成。他从青年
时代就认定，这两个字缺一不可，并且一生身体力行。写日记，他一记就是七十多
年，从未间断；搞语言，一搞也是七十多年，全力以赴；办教育更是这样，21岁开
始做教育工作，一做几乎又是七十多年。恒心、毅力加上科学精神，和注重实践与
不断前进，是他有所成就、有所贡献的几个重要因素。毛泽东在这方面也受到他的
深刻影响，在一师读书时，他就写过“贵有恒，何必三更眠五更起；最无益，莫过
一日曝十日寒”的著名对联，以此提倡“持之以恒”的学风。
黎锦熙关心政治，同情革命，不是那种闭门教书、不更时事的“桃花源中人”。
但是，他甘于澹泊，不慕虚荣，不愿把宝贵的时光花在政治活动上。对于做官，
一向不感兴趣，甚至到了头上的“官”也不愿接受，更不用说去勾心斗角、拉关系，
钻营取巧了。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任命他为西北师院院长，他始终没有到位。
解放后，有几次出任某校、某馆领导职务的机会，他都婉言辞谢，推荐别人担
任。
他常常把一些整天东游西逛、混日子、不干事的人叫做“等死”！
他一生除执教外，孜孜不倦地研究文字学，自得其乐。他的研究成果，就是他
数十年如一日，默默笔耕的结晶。他还说：“这门科学，现在很少有人搞，我宁愿
做一头牛，耕别人不暇后顾的这块荒地。”
黎锦熙学识渊博，著述等身，许多学科领域均有精湛的造诣。他出版了很多关
于文字改革的著作，如《国语新文字论》、《新著国语文法》、《文字改革论丛》，
其中《新著国语文法》一书，迄今为止已先后印行二十六版之多。
他不只是著名的学者，同时又是诗人，著有《邵西诗存》；他还是一位卓有成
就的书法家。他留在人间的翰墨真迹，笔力遒劲秀拔，颜筋柳骨，人们视之为无价
之宝。
黎锦熙终身从事教育事业，桃李满天下。在他的人生简历上，赫然写着：早年，
历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历史教师、北京高等师范、女子师大、北京大学、燕京大学
等校中文系教授，系主任，文学院长，中国辞典编纂处总主任；抗战时期，历任西
北临大（联大）主任教授，西北师院教授、教务主任、院长及湖南大学文学院长；
新中国成立后，续任北京师大教授、系主任、校务委员会主席，全国政协一、二、
五届委员，全国人大一、二届代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常务理事会副主席，
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常委等职。
观其一生，无论是治学还是立身，都堪称一代师表。
据笔者考证，在第一师范求学期间，毛泽东先后同三位老师交往最为密切，他
们是杨昌济、徐特立和黎锦熙。而在这一时期，根据毛泽东的学习兴趣所在、学校
课程的设置和老师的工作变迁等情形，又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与三人中的某位老师
关系最好。大抵情况是这样的：第一阶段———1913年春到1915年秋黎离长赴京，
毛泽东同黎锦熙过从甚密；第二阶段———1915年至1917年秋徐辞却一师教职，毛
泽东与徐特立交往甚深；第三阶段———1917年至1918年春杨赴北大任教，毛泽东
和杨昌济感情甚好。
对于毛泽东来讲，黎锦熙不仅是他的良师，还是一位难得的益友。他不但在才
学上敬佩这位跟自己年纪不相上下的老师，而且在思想见解上也服膺于他；他不仅
在课堂里向黎先生求学问道，还经常利用课余时间到黎的住处释疑解惑，共同切磋
学术见解，交换对政治形势的看法，探求人生与救国的大道理。因此，在一个时期
他们两人几乎到了须臾不离的亲密地步，这是全校师生人所共知的事。
对此，黎锦熙在他1915年4 月至8 月所记的日记中及后来撰写的《毛主席六札
纪事》一文中，作了翔实的记载。他回顾道：辛亥革命后，我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
任历史教师，毛主席于1913年考入预科，又升入本科……那时我组织“宏文图书编
译社”，办《公言》杂志，又组织哲学研究组，共有杨昌济、徐特立等二十余人。
大家都搬到一起住。毛主席每逢星期日常偕同学来参加学习讨论。见于我1915
年日记，如：1915年4 月4 日，星期日。上午润之来，阅读日记，告以读书方法。
4 月11日，星期日。上午一师学生萧子升、润之及甫（熊光楚）至，讲读书
法。
4 月18日，星期日。润之、少青及执钦相继至，共话社事。
4 月25日，星期日。上午游园（即“李氏芋园”），润之来，告以在校研究科
学学术。
5 月9 日，星期日。润之至，稍话读书事。
为什么是“稍话”呢？黎锦熙追述道：“查我上一天即8 日日记：”日本已于
昨日即5 月7 日下哀的美敦书矣！‘故9 日对读书只是稍话。对于袁世凯与日本签
订的卖国二十一条的消息是详谈的。当天下午日记云：“公报号外，北京电，交涉
已和平解决矣’，‘48小时届满，无耻地屈服了。于是群情大愤’。毛主席写了‘
5 月7 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于他所读的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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