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八、半个多世纪的师友之交
———毛泽东和黎锦熙（3 ）
5 月30日，星期日。上午甫、润之至，又晤季范，久谈改造社会事。
7 月11日，星期日。上午章甫同润之来，问“小学”（即语言文字学的旧称）
功夫做法，余谓宜读《说文段注》。
7 月13日，星期二。夜归，与润之、章甫说读史法（时放暑假，两人都离校住
宿《公言》杂志社中）。
7 月15日，星期四。上午读《群学肄言》“教辟”章。与润之说研究法。
7 月19日，星期一。上午与润之、章甫说读书自习法。
7 月20日，星期二。收拾《公言》杂志社编辑室。上午坐门间，阅《群学肄言
》《缮性》篇，竟甚爽适，润之亦移坐此室。
7 月21日，星期六。与润之、章甫讲学，告以精读《缮性》一篇，以自试其思
考力及学识程度。
7 月31日，星期六。晚，在润之处观看日记，甚切实，文理优于章甫，笃行两
人力同，皆可大造，宜示之以方也。
8 月8 日，星期日。晚饭后归，与润之谈学与政，以易导（谓易于引导群众）
为佳。
8 月11日，星期三。晚归，与润之久谈读书法，谓须与校课联贯。
8 月14日，星期六。晚，览润之日记于甫处，甫前日来此住，预备升学考
试，润之昨日之到校矣。章甫则任一师附小的级任去。
8 月15日，星期日。上午润之、章甫至，为论读书法于甫处。
8 月29日，星期日。上午子升、润之至，谈学颇久，平子（张平子，《公言》
杂志社同事）偕。
时正组办湖南《大公报》，9 月1 日创刊，同时我动身来北京……
从以上日记及《毛主席六札纪事》中的部分回忆，可以看到在4 月4 日到8 月
29日这段时间内，毛泽东共去拜访黎锦熙近20次，可见其请教是多么频繁，请教的
内容又多么广泛！他们名为师生，实是挚友，推心置腹，无所不谈。
在这些求教及相互交谈过程中，毛泽东很有收获。1917年8 月23日，他在致黎
锦熙的信中说：“弟自得阁下，如婴儿之得慈母”，“甚愿日日趋前请教”。
“如婴儿之得慈母”一语，充分表达了毛泽东对黎锦熙的尊敬和推崇。
1915年，年仅26岁的黎锦熙，应国民政府教育部之聘，到北京担任教科书特约
编审员。从此，毛泽东失去了向先生当面聆教的机会，于是他就采用通信的方法求
教。
从这年的冬天到1920年间，毛泽东给黎锦熙一共写过六封书信。信中讨论的问
题相当广泛，从国家大事，哲学思潮，到人生观，世界观；从求学方法，到锻炼身
体，等等，无所不及。在信中，毛泽东对黎锦熙或尊为师，或称为兄，谈政论文，
说古道今，披肝沥胆。只要读过那几封信，便可知当年毛泽东同黎锦熙绝非一般的
师生、朋友关系，而是“可与商量学问，言天下国家大计”的挚友。
毛泽东给黎锦熙六封书信的具体内容，归纳起来主要是———之一：直言劝友。
1915年秋冬之交，袁世凯收买一批政客，以北京为中心，大造复辟舆论。当时，
黎锦熙受聘初到北京，社会上有人误传他也被袁世凯罗织。毛泽东担心黎卷入复辟
逆流，出于关心，他于11月9 日给黎去信，恳切地规劝道：“方今恶声日高，正义
蒙塞，士人丁此大厄，正当龙潜不见，以待有为，有可急图进取。”并说，北洋军
阀统治下的北京城是“腐臭之地”，不可久留，劝他不要为人收买，请他“急归无
恋”。
之二：疏通误会。
毛泽东在给黎锦熙寄信以后，在另一位老师杨昌济先生处得知：黎任职的机关
是北洋军阀政府教育部隶属的“国语统一筹备会”，这个机构是主管研究探讨有关
国语运动的学术问题的，不同其他行政部门。黎锦熙在该会充任“委员”，除了为
谋生计必需一个社会职业外，更主要的目的是利用教育当局想凭借专家学者的声望
为自己装点门面的心理，来推进国语运动的发展。黎当的只不过是“事务之官”，
做的是“书生事业”，并未被袁所笼络。弄清了事情是误传，毛泽东这才如释重负。
于是，他又于1916年12月9 日给黎锦熙“驰函”，检讨自己“所言多不是”，以求
得好友的原宥，疏通两人之间可能存在的误会。
之三：坦露心曲。
毛泽东对一师那种旧式的教育制度很不满意，认为它太机械，太呆板，使学生
太受拘束，因而大大压抑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当这样的教育制度与他强
烈的求知欲望发生矛盾时，他产生了退学念头。特别是在1915年因发动“学潮”被
校长张干“记过”之后，他更感到不愿在一师再呆下去。但是，对这样大的事情作
出决定，他觉得还是应事先同信得过的人商量以后再说。他先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给
杨昌济先生，当即受到了杨先生的劝阻。尔后，他在1915年11月9 日给黎锦熙的信
中，公开表露了自己对学校教育制度的强烈不满情绪。信中说：“性不好束缚。终
见此非读书之地。意志不自由，程度太低，俦侣太恶，有用之身，宝贵之时日，逐
渐催落，以衰以逝，心中实大悲伤”，很想离去，“就良图，立远志”。
黎锦熙接信后，立即回信劝毛泽东留在一师继续学习，并告诉他：主要是利用
学校的各种有利条件，自己发愤读书，以自修为主，借以弥补学校教育的不足。这
样，毛泽东继续留在一师学习。事实证明，毛泽东后来通过在一师进行系统的学习，
掌握了丰富的文化知识，经受了多方面的锻炼，为他日后从事革命活动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
还是在上述这封致黎锦熙的信中，毛泽东向老师通报了他为共同寻求真理，救
国救民，改造社会，署名“二十八画生”征友的事。他在信中坦率地说：“两年以
来，求友之心甚炽，夏假后，乃作一启事，张之各校，应者亦五六人。近日心事稍
快惟此耳。”
之四：切磋学术。
1919年9 月，毛泽东在他写给黎锦熙的另一封信中，称赞黎先生发表在《民铎
》六号的《国语学之研究》一文，与《民铎》同期上发表的《俄罗斯文学思潮之一
瞥》一文，“是近数年来不多见的大文章”，读后收益不少。他还说：自己颇想研
究国语，非将国语教科书编成，否则“教育是没有办法的”。毛泽东在信中阐发的
这种以普及国语教科书来推动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的主张，与黎锦熙多年来的孜孜
以求不谋而合。这表明，五。四运动前后，毛泽东和老师在学术思想上是互有切磋
和交流的，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和立场也是互为影响、趋于一致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毛泽东在一师学到的文化知识越来越多，他立志“改造中国
与世界”的目标也越来越清晰明了。也就是在这期间，他愈来愈悟出这样一个道理
—————要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推动中国社会的变革，必须是具有远大理想、
高深学问和健壮体魄的人，才能当此重任。也就是说，只有德、智、体全面发展的
人，才能任重致远。他在1916年12月9 日给黎锦熙先生的信中，阐述了自己关于德、
智、体全面发展的思想以及锻炼身体、增强体质的重要意义，以期与先生求得共识。
他写道：说古称智、仁、勇为三达德，现今的教育学者进而提出德、智、体三言。
“诚以德智所寄，不外于身”，“一旦身不存，德智则随之而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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