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一、风仪师友志同道合
———毛泽东和方维夏（1 ）
在毛泽东众多的老师中，有一位可与徐特立、杨昌济齐名的“宿儒”，他同青
年毛泽东之间可谓是一对“特殊师生”，两人交往甚密，情谊笃深，教学相长，风
仪师友，堪称学思典范！他后来成为我党早期领导骨干，曾为建立革命武装和开创
红色根据地作出过重大贡献。
他，便是湖南第一师范学监主任方维夏。
方维夏，号竹雅，出生于1879年，年长毛泽东18岁，湖北平江人氏。他于1906
年9 月在湖南第一师范的前身—————湖南中路师范学堂简易科毕业，随后考入
湖南一级师范学堂，1909年毕业于优级师范，又东渡日本留学。1911年学成回国后
从事教育工作，在母校第一师范任博物、农业科教师；1916年，孔昭绶第二次担任
一师校长时，被聘为学监主任，直至1920年离校出任湖南省教育司司长。
据《湖南第一师范校史》记载：方维夏在第一师范担任了近5 年的学监主任，
其地位和作用仅次于校长孔昭绶，是公认的“实权派人物”，为第一师范民主教育
事业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做出了重大贡献。
方维夏为人公正，品德高尚，在第一师范乃至湖南教育界享有很高的威望。他
在一师任教期间即被选为省现补议员，后被选为省议员。他痛恨反动军阀的独裁统
治，拥护孙中山的主张，1915年袁世凯企图复辟封建帝制，他参加徐特立、黎锦熙
等教师的斗争行列，抨击湖南教育界“筹安会”帝制派，而赞成“西南派”的谭延
。他在议会的激进言行，常常遭到守旧议员的反对和讥讽，但他始终坚持正义，
刚直不阿。
对于方维夏这么一位有名望的先生，极力探求真才实学的青年学子毛泽东，自
然是推崇备至的。这便成为他在5 年的师范学生生活中与之建立深厚师生友谊的基
础。
方维夏最初认识毛泽东是在1914年的春季。
还是两年前的1912年夏，方维夏从日本学成回国。是年秋天，即被湖南公立第
一师范学校校长曾沛霖聘请为该校教师，教授农业、博物学科。后来毛泽东随第四
师范的师生一起并入一师，方维夏刚好是他所在的预科二班的任课教师。
开始，方维夏与毛泽东的交往并不太深。他只知道，这个坐在倒数第二排、个
头高大的学生，名叫毛泽东，来自湘潭农村，是本校学监王季范的表弟。毛泽东给
他最初的印象，是性格比较沉静，上课一般不肯轻易发表自己的见解，但对农业、
博物课学得很认真，特别是对农业实习课兴趣很浓，对农作物的种植、中耕、灌溉、
施肥等，样样都很在行。后来，他和挚友杨昌济、黎锦熙等在“李氏竽园”组织了
长沙宏文编辑社，毛泽东偕蔡和森、陈昌等同学常去该社，或是参加哲学学习研究，
请教读书方法，或谈论时事政治，互观日记心得，交往日益加深。尤其是担任毛泽
东修身和国文课的杨昌济、袁仲谦二先生，常向他提起毛泽东刻苦求知的事情，夸
奖自己的得意门生是“异材”、“伟器”，这更引起了他对毛泽东的格外关注。教
学和求知这根纽带，终于把这对“特殊师生”连结在一起。
方维夏在日本留学3 年，深受资产阶级民主教育思想的熏陶。在教学中，他反
对旧式学堂普遍存在的书本与实际脱离、课堂与社会隔绝的弊端，主张学以致用。
当时，在一些教师当中“重文轻理”的观念很浓，大都不愿意担任博物、农业、物
理等“副课”的任课教师，而争着教授国文、经学等主课，方维夏则不然，他认为
古今中外的教育家都强调“致知”在“格物”，“格物”在“致用”，“湘为农业
省，宜重农业，而博物、手工为农业工作之导师”，故为必修之课。
为了教好这些课程，他倾注了大量的心血，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努力。
他拟定了博物科和农业科的《教授要旨》与《教授要项》，以体现“民本主义”
的教育方针。他在《博物科要旨与要项》中写道：“博物要旨在习得天然物之知识、
领会其中互相关系及对于人生之关系，并解悟高等学校理科教授法……”在《农业
科要旨与要项》中，方维夏进一步指出：“农业要旨在习得农业之知识技能，以养
成农作之趣味，勤劳之习惯……”
方维夏是一个很有政治抱负的人，他不满当时南北军阀割据的混乱政局，希望
自己的学生能掌握一身过硬的本领，以便将来能担当起改造社会的重任。他深知：
温室里长不出栋梁材，鸡窝里养不出千里马，光靠课堂或“学校园”是学不到真东
西，培养不出真人才的，必须让学生走出学校的“小课堂”，投身社会的“大课堂”，
“汗漫九垓，遍游四宇，从天下万事万物而学之”，方能获得真知识，增长真才干。
他尤其对毛泽东、蔡和森等优秀学生寄予厚望，常常教导他们读书要面向社会，不
但要啃死书本，还要读活的书本；不但要读有字之书，还要读无字之书，真正做到
理论联系实际和读书结合游历。他曾反复几次向毛泽东等人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古
时有个学者徐霞客，步行中国南部近十个省份，走了几年，历尽千辛万苦，到四川
时，他的同伴因病逝世，他把同伴的棺柩送回家之后，继续旅行。后来，他根据自
己游历的所见所闻，写下了《徐霞客游记》，这本书成为研究中国地理的不朽之作。
方维夏要学生向古人学习，拿出徐霞客那样的毅力去求知。
方维夏的上述教育思想和教学方略，对志向远大的毛泽东产生了巨大影响，引
起了思想观念的共鸣。毛泽东将平时老师所讲的一些话，工工整整地记入听课笔记
本《讲堂录》：“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
遍游四宇尚已。”“游之为益大矣哉！登祝融之峰，一览众山小；泛黄渤之海、启
瞬江潮失。司马迁览潇湘，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
“农事不理，则不知稼穑之艰难；休其蚕织，则不知衣服之所自。”1915年9 月6
日，他在给同学萧子升的信中写道：改革家王安石托古改制，注《周礼》，作《字
说》，其文章“傲睨汉唐”，可谓是一个精深的学者。但他的变法为什么最终不能
逃脱失败的命运？皆因他“无通识，并不周知社会之故，而行不适之策也”。这个
时期的毛泽东，通过老师们的教育和引导，以及对于历史与现实的观察之后，已开
始认识到“学校与社会相隔相疑、犹鸿沟之分东西”，决心走向社会这所永久的大
学校，了解社会，读懂社会这部大书。
在湖南长沙“毛泽东同志青年时期革命活动陈列馆”陈列室，有一幅毛泽东1917
年暑假“游学路线图”，格外引人注目。透过这幅图，人们能够清楚地看到毛泽东
当年效法古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求取真知的治学风格，仿佛看到青年学子
毛泽东千里跋涉五县城乡，实地考察社会现状的英姿！
但是，如果拂去历史的尘埃，人们便会发现：毛泽东注重向社会学习、向实践
学习这一优良学风的培养与形成，无疑是得益于他的老师们。作为农业、博物教师
的方维夏，对于毛泽东的影响更是不容忽视。
的确，在当时那种旧的教育体制下，要想真正推行“游学”，并不是一件简单
容易的事情，必须先突破旧学制的梏桎。为实现自己的教育构想，方维夏在第一师
范首创了“修学旅行”的教学模式，以“校章”的形式对学生提出节假日作旅行调
查的各种规定，从制度上保证“修学旅行”的推行。据湖南第一师范校志记载，由
方维夏亲自制定的《校章纪》第十一节“修学旅行”中对学生进行假期旅行调查作
出了明确的规定，如第392 条写道：“本校学生每学期修学旅行一次”。为了防止
这一活动流于形式，校章中还具体提出了检查、考核及奖惩办法。
有了制度上的保障，方维夏就竭尽全力组织学生尝试。大约就在这期间，报纸
上报道了这样一件事：两个青年学生徒步旅行全国，一直到达四川康定打箭炉，从
而成为轰动全国的新闻人物。方维夏及时利用这一契机，在同学们当中进行广泛宣
传，鼓励大家向那两个青年学习，从小课堂走向大课堂。他还特地把刊登这则消息
的《民报》送给毛泽东，毛泽东阅后很受鼓舞。正如毛泽东后来回忆的那样：“这
件事给我很大鼓舞。我很想效法他们的榜样，可是我没有钱，我想我应当先试着在
湖南旅行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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