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二、“欲栽大木拄长天”

　　                  ———毛泽东和杨昌济（2 ）

　　杨昌济如此喜欢自己的学生，那学生毛泽东又是怎样看待自己的老师呢？在后
来给已赴北京任职的原一师历史教师黎锦熙的信中，毛泽东曾写道：“弟观杨先生
之涵宏盛大，以为不可及”，杨先生“弘通广大，最为佩服。”

　　在当时一师的教师当中，论口才，杨昌济并不很好，但他既博学多才，又注重
实际，所以授课仍受到广大学生的欢迎。加之他与一师的一些资深教师，如徐特立、
方维夏、黎锦熙、王季范、易培基等人过从甚密，这样自然而然地就吸引了一批
“尖子”学生聚集在他身边。大家对他心悦诚服，听讲非常用心，并常常利用课余
时间到杨昌济家中请教。

　　那时，杨昌济的寓所门上，挂着一块一尺来长、三寸多宽的铜牌，上面用隶书
镌刻着“板仓杨”三个大字。在五年多的时间里，这块铜牌随着他从河东到河西，
又从河西到河东，先后换了四、五个地方。不管这块铜牌挂在哪里，都有一批批青
年学生，登门求教。毛泽东和蔡和森、萧子升等人都是“板仓杨寓”的常客。

　　尤其是毛泽东，把到“板仓杨寓”聆教看作是比课堂听讲还要重要的一种学习
机会。在这里，他或请教治学做人方法，或求解疑难问题，或纵谈天下大事，只要
所学，必多裨益。

　　杨昌济深感这些好学上进的学生十分可爱，很乐意和他们交往。他从毛泽东、
蔡和森这批胸怀大志，朝气蓬勃的优秀青年身上，看到了人才脱颖而出的希望，感
到无限慰藉，便竭尽心力，加以培养。他除了在课堂讲授“修身”、“教育学”两
门课程外，还动手自编了《论语类钞》等教学参考书，还翻译了一部《西洋伦理学
史》，将这些书籍和讲义送给前来求教的学生，供大家学习和传抄。如毛泽东就曾
手抄《西洋伦理学史》七大本，十余万字。

　　为了使学生不囿于课堂知识，把学生从“小课堂”引入“大社会”，杨昌济在
浏阳正街李氏芋园还组织了一个哲学研究小组，成员有黎锦熙、方维夏、徐特立和
毛泽东、蔡和森等人。从1914年冬天到1915年秋，每逢星期日，这些人都要到杨先
生家中来讨论有关哲学问题。哲学研究小组，主要是介绍读物，讨论读书心得。大
家每次碰到一起，就把自己一个星期来读书的心得拿来自由地进行讨论，有时也随
手拿起旁边一个人的日记看看。1915年暑假，毛泽东、陈昌等人没有回家，就住在
李氏芋园，由杨昌济和王立庵二先生辅导哲学和数学。通过杨先生悉心而又系统地
指导，毛泽东很快“接触到中国知识界的主流”，从他那里“受到融合中西方思想
为一体的教育”。

　　这期间，杨昌济和他的学生们曾有过一次小别。那便是1915年夏季的那场学潮
之后，杨昌济为抗议校方处分他喜爱的学生毛泽东的专横做法，辞去了一师的教职，
整整一年未在一师教课。但尽管这样，他和毛泽东等一师学生的亲密关系并没有中
断。这年7 月5 日，杨昌济举家迁往河西岳麓山下，为了方便毛泽东等人前往他家
学习和讨论，他还在家里专门开辟了一间客房，每当这些学生来后，一扯就是几个
小时，吃饭时坐下来一大桌，去留都十分随便，不分彼此，亲如一家。

　　在一师时，给毛泽东以教诲和影响的老师很多，如徐特立、黎锦熙、袁仲谦、
王立庵、方维夏、王季范等等。但是，对他影响最为直接、关系最为紧密的，当首
推杨昌济老师。杨昌济对毛泽东的影响是双重的—————既是文化知识的，又是
思想人格的。对于毛泽东来说，杨先生诚如他后来赞叹的那样，是“一个道德高尚
的人”，是他的道德楷模。

　　杨昌济出生于书香门第，家学渊远。正像他自己所言的，“君子所泽，源远而
流长”。受这样的家庭环境熏陶，他自幼饱读圣贤之书，对于中国古代文化有很深
的修养，尤其对于宋明理学有深刻的研究，同时又汲取了王船山、曾国藩、谭嗣同
等湖南近代有识之士的学说。而立之年后，他留学日本六年，就读于英国三年，并
游历了德国、瑞士，考察了欧洲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社会风气和社会制度。这样，
他在精通“中学”的基础上，又较系统地了解和掌握了西方的哲学、伦理学和教育
学，真正做到了学贯古今中西。以培养人才为己任的杨昌济先生，通过教学竭力将
自己的思想和知识传授给学生。求知若渴的学生们，则在诸多方面向老师学习，甚
至是刻意模仿。在这种师生相亲相得，人生观和价值观相互一致的情形下，正处于
世界观逐步形成阶段的毛泽东及其学友们，受杨昌济的影响之大是可想而知的。

　　对于毛泽东而言，他从杨昌济那里最大的获益，莫过于理想、志向和抱负的初
步确立。杨昌济接受了宋明理学中个人修养和立身处世的有益成分；他又考察了西
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和社会风气，并加以批判、抉择、融汇，自成一种
比较进步的伦理思想和讲求实践的人生观。故有人将他的学问称为“新儒学”。中
国旧时的读书人，大多受所谓“中兴名臣”、“一代儒学”的影响，杨昌济自然也
不例外。他是“中体西用”论者，因而，他的思想体系是儒家政治文化的杠架；他
的人格则是以传统儒学的忠、孝、信、礼、诚、廉为特色的儒者人格；在哲学思想
上，他过于强调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在伦理学观点中也将伦理道德当成世界的本源，
这都带有很重成分的唯心主义。但是，他是一个具有强烈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
的教育家，他追求新思想，总是谆谆教导学生要有崇高的理想和改变社会与国家的
远大抱负，这些对于毛泽东等一师青年学生，曾起过非常积极的影响。

　　杨昌济常对毛泽东讲，“破坏习惯我，实现理想我”是人生的高境界，要臻此
完美地步，就必须“立志”，必须经受住意志的磨炼。他在解释孔子“三军可夺帅，
匹夫不可夺志”时，对学生这样讲道：“人有强固之意志，始能实现高尚之理想，
养成善良之习惯，造就纯正之品性”。“意志之强者，对于己身，则能抑制情欲之
横恣；对于社会，则能抵抗权势之压迫。道德者克己之连续，人生者不断竞争。有
不可夺之志，则无不成矣。”因此，他要求学生树立奋发向上的人生观，经常劝告
学生要有远大理想，要精通一门学问艺业服务于社会，不要谋官，不要混世，不要
光为个人打算，真正做一个公正、有道德、有益于社会的人。他认为，为人一定要
有理想，要研究哲学，“没有哲学思想的人便很庸俗”。他强调个人应该为社会牺
牲自己的利益，但绝不能牺牲自己信仰的主义。他说：“近世教育学者之说曰，人
属于一社会，则当为其社会谋利益。若己身之利益与社会之利益有冲突之时，则当
以己身之利益为社会之牺牲。虽然，牺牲己之利益可也，牺牲己之主义不可也。不
肯抛弃自己之主义，即匹夫不可夺志之说也。”

　　杨昌济的这些见解，给毛泽东以很大影响。他在听课笔记里写下了自己的感想
：“理想者，事实之母也”，“高尚其理想”：“毒蛇螫手，壮志断腕。非不爱手，
非去腕不足以全一身也。彼仁人者，以天下万事为身，而以一身一家为腕，惟其爱
天下万世之诚也，是以不敢爱其身家。身家虽死，天下万世固生，仁人之心安矣。”
这表明开始懂得“高尚理想”对于人生的重要意义，并已经作好为实现自己的理想
而不惜奋勇献身的精神准备。他在1917年8 月给老师黎锦熙的书信中，进一步抒发
了他确立探索“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这些大本大源作为自己
奋斗目标的宏图大志：“志者，吾有见夫宇宙之真理，照此以定吾人心之所之之谓
也。”“此志也容易立哉？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
从此直至终年，毛泽东一生为追求真理而不懈奋斗———他信仰过孔孟之道、宋明
理学，崇拜过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也受过胡适、托尔斯泰的影响，他还信仰
过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空想社会主义等等，然而当他把这些
人物、思想和主义放在改造中国和世界的这个伟大理想的天平上加以衡量之后，如
有发现违背了自己的初衷，便毅然摒弃，继续探求新的真理。正是这种追求真理的
执著精神，支撑他在经过一条崎岖不平的探索道路之后，最终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
思主义者。支撑他在经过一条崎岖不平的探索道路之后，最终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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