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三、“欲栽大木拄长天”

                       ———毛泽东和杨昌济（3 ）

　　杨昌济极为注重个人的人格修养和修身，并将仁、义、礼、智、信、恕、诚、
忠、敬、静等作为自己的道德行为准则。他认为，待人以诚，律己以严，是修身之
本。他在日记中将这种人生态度概括为：“余生平待人有五字：一曰恕，犯而不校，
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二曰介，不尽人之忠，不竭人之观；三曰敬，无众寡，无小大，
无简慢；四曰浑（亦可曰下），沉默寡言，不议论人长短，不轻发意见；五曰诚，
言而有信，无宿诺，久要不忘平生之意。此五字可配仁义礼智信五字。”以此为基
点，在生活作风上，他主张严谨刻苦；在言行方面，他坚持静坐默思，不说谎话，
不涉狎邪等；在生活磨练方面，他做事勤勉，崇尚劳动，衣食菲薄，珍惜时间，废
止朝食，冷水沐浴，长途步行，以及反对无谓应酬等等。这些在学生们中间产生了
积极影响，毛泽东和他的同学们争相效仿。

　　据毛泽东在第一师范的同窗好友周世钊回忆：当时有的同学喜欢在寝室里谈论
个人和家庭生活琐事，有的同学喜欢谈论男女之间的事，还有的同学在言谈中羡慕
升官发财的人。针对这种现象，毛泽东和同学订下“君子协定”，相约做到“三不
谈”，即不谈金钱，不谈男女之间的事，不谈家务琐事，否则就不能做朋友。有一
次毛泽东到一个朋友家里作客，原来约定是要讨论社会问题的，不料这个朋友却侈
谈生活琐事，并当着毛泽东的面把佣人叫来，为买一点肉的小事仔细吩咐了半天。
毛泽东对这件事很生气，认为这样的人不配做他的朋友，以后便不同这个人往来了。
在他看来，国家民族的危急是如此严重，青年肩上的责任是如此重大，求学求知的
需要又是如此迫切，哪有闲情逸致谈论那些呢？他说：“我的朋友和我只乐意谈论
大事———人的性质，人类社会的性质，中国的性质，世界，宇宙！”

　　“格物致用，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古代读书人奉行
的一条出仕入世之道，杨昌济自然也跳不出这个儒家政治文化的框架。所不同的是，
他不把修身本身当目的，也不为步入仕途而修身，目的在于实践于社会。这种实践
于社会的“力行”，表现在躬行实践的杨昌济身上，便是积极投身于改造社会的潮
流之中。正因为如此，他才发出“江山孰主持”的济世感叹，不惜远涉重洋去探求
救国救民的真理；也正因为如此，他才积极倡导“改革思想，提倡真理”，“不当
迎合恶社会，当创造新社会”，并为此而奔走呼号。当他的政治抱负在腐朽社会制
度下难以施展时，他最后选择的人生之路则是以修身为本，以教育为天职，通过培
育长天之材，达到治国的目的。杨昌济的这种榜样，对毛泽东科学世界观的形成，
无疑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治学上，杨昌济注重于博与精两个方面，可以用“贯通今古，融合中西”八
个字来加以概括。毛泽东读书之博之勤，以及专心研究问题的执著精神，在读书中
旁征博引，食必求化的方法，都是向杨先生师法的。杨昌济虽然出洋留学近十载，
但他十分重视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强调学习外国要结合中国的民情国情。基于这
一指导思想，他虽然倡导学习西方的各种思想和制度，借鉴西方的科学和技术，但
又要求学生不要忘记自己的民族遗产。杨昌济超越时空界限，提出正确处理中西学
关系问题的真知灼见，是难能可贵的。他所“心赏”的毛泽东、蔡和森等人，不仅
接受了老师的这些思想观点，而且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在学习精神上，杨昌济鼓励学生树立刻苦勤勉的学风，作日积月累的知识储蓄，
做到久积成学，以久制胜。他自己率先在这方面给学生做出了样板。在一师执教时，
尽管教学任务十分繁重，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勤奋读书、写作。即使是学生来家请教
学问，待解答完各种难题送走学生之后，他仍要挑灯夜战，读写一阵子方才罢休。
就是靠这股钻劲和挤劲，他编写出版了《论语类钞》、《教育学讲义》和《儿童侦
探》等著述。此外，还翻译出版了《伦理学之根本问题》和《西洋伦理学史》。

　　向老师学习，毛泽东也成为刻苦治学的范例。他在一师读书的几年中，写了几
网篮的读书札记。在一本不很厚的《伦理学原理》的书上，他写了一万二千多字的
评语。在他最喜欢读的《韩昌黎全集》中，圈点、考订、批评和称赞，朱墨纷呈，
琳琅满目。因此，他是老师和同学公认的“苦读生”。

　　此外，杨昌济还非常重视自学。他当时同时兼任三、四所学校的课程，教学任
务十分繁忙，但仍抓紧时间刻苦自学，并能坚持不懈，他天天写日记或读书笔记，
几十年如一日，身体力行，为学生做出了表率。以老师为榜样，毛泽东订立了严格
的自修计划，大量古今中外的名著，几乎都是用自习时间阅读的……

　　以自己的全部人格，以坚强的道德信念和良好的道德习惯直接影响学生，收到
潜移默化的教育功效，是杨昌济成功的、也是非凡之处。如果说，在教育人、培养
人的过程中，教师的人格对学生有着直接的影响的话，那么，杨昌济确是一位言行
相顾，表里如一，以师示范，言传身教的良师。

　　杨昌济在教学当中，一贯主张德智体“三育并举‘、”身心并完“。他认为，
一个好学生不仅要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和丰富的文化知识，还要有强健的体魄，这样
才能在将来担负起改造国家和社会的责任。也就是说，只有德、智、体全面发展的
学生，才能担当重任。因而，他非常重视对学生进行加强体格和意志锤炼的教育，
要求学生”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刻苦顽强地坚持体育锻炼，不断增强体质。

　　杨昌济不但是体育运动的热心倡导者，而且是一位体育活动的实践者。他长期
以来坚持静坐、冷水浴、长途步行等体育锻炼方法，并收到健身养生的功效。他把
这些方法传授给学生，积极指导实行，以此推进学校体育活动的开展。

　　杨昌济关于“三育并举”、“身心并完”的教育思想以及大力提倡体育活动的
做法，很对毛泽东的心路，因之深受他的欢迎和赞同。

　　师法杨昌济先生，毛泽东成为一名体育活动的爱好者和全校最顽强的锻炼者。
毛泽东参加的锻炼项目很多，根据他的回忆，主要有远足，爬山，冷水浴及雨浴、
日光浴、风浴，露宿，游泳，六段操运动，等等。

　　经过数年的锻炼，毛泽东感到自己受益不浅—————他正朝着“身心并完”
的方向发展。但是，正在探求宇宙之大本大源的毛泽东，精神上并不觉得轻松和心
安理得，他以其敏锐的眼光看到了另一种现状：整个教育制度存在着德智体三育脱
节、“偏于智而略于体”的弊病和“精神身体不能并完”的谬误，学校教育把体育
当作“杂科之末”，极不重视体育锻炼。从一师范的情况看，校方虽然注意体育工
作，但存在“锦标主义”，单纯追求运动成绩，没有做到面向全体学生、以增强学
生体质为目的，以致许多学生的体质极度虚弱，有的人甚至被繁重的课程压垮了。
1917年，仅毛泽东这个班便有七名同学不幸染疾身亡，这令他非常伤心。在学友会
主持的追悼会上，毛泽东特意写了一副平白如话的挽联：“为何死了七个同学，只
因不习十分间操”，以此尖锐批评学校当局对于体育只重形式、不讲实效的弊端，
同时也在于唤醒全校师生吸取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的惨痛教训，提高对体育锻
炼的自觉性。

　　这以后，毛泽东一直思索着怎样才能变革现行教育制度的问题，以使学校教育
真正做到“三育并举”，进而达到不仅个人“身心并完”、整个民族亦当“身心并
完”的理想境界。于是，他产生了从事体育理论研究和著述的念头，以阐明自己通
过多年实践总结出来的教育思想。他将这一想法告诉了老师杨昌济，受到杨先生的
赞成。杨昌济还和他一起专门讨论了文章的体裁、结构和选材等技巧方面的问题，
指导他拓宽思路，放开手脚，结合所学过的修身、教育学、心理学、生理学等方面
的知识，以及古今中外名人名言和历史掌故，写好这篇文章。在老师的鼓励和支持
下，毛泽东花了几天时间，写就了一篇长达七千余字、题为《体育之研究》的文章，
经杨昌济加工润色后，推荐给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人物陈独秀，于1917年4 月1 日以
“廿八画生”的笔名，发表在《新青年》第三卷第二号上。

　　《体育之研究》是一篇十分出色的文章，它是毛泽东学生时代最重要的理论成
果，它的历史价值不独是学术上的，还在于思想观念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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