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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待登记的人抬起头，看见他们进来，没有理睬。
他们俩坐在那里，都没说话。
过了一会，那个女同志问：“你们来干什么？”
“登记结婚。”瓦莉娅说。
“什么？”她像没听懂，又问了一句，“结婚？你同意了？”
“同意。”瓦莉娅看见对方用一种怪怪的目光看她，又看看大麻脸。眼前这两
个人是两个不和谐符号，完全是两种相反的色彩，很刺眼。
对方提高嗓门，加重了语气冲着瓦莉娅又问一句：“你真的同意了？”
“真的同意了。”瓦莉娅有些不敢看她。
女同志的眼睛朝别处看了看，说：“你坐那儿再想想，这可是一辈子的大事。”
然后转过身不理睬他们了。
对方是个负责任的敏感的经办人。这工作上干了许多年，凭她的观察和感觉，
他们的结合相当不正常。
瓦莉娅重复：“我同意了。”
没有回答。
男人站在瓦莉娅身边一直没有说话。他看了一眼瓦莉娅，那目光是：你告诉她，
不用想了。
他没有多少文化，却有主见。
瓦莉娅下决心要彻底毁掉自己——小时候“过家家”那样，突然对小伙伴说
“不玩儿了”，把自己摆设好的小玩具用胳膊一扫，一切都乱了。别人怎么说怎么
想，她可不管。
于是，她大声再说一遍：“不用想了，我真的同意。给我们登记吧。”
他们终于拿到了结婚登记书。
男人的脸上露出满意的神情。瓦莉娅不记得那个结婚登记书是什么样的了——
在她珍藏的所有个人历史资料中，包括有她钢琴伴奏的节目单都保存得非常完好，
只是没有那张结婚证书。看得出，她不愿意把那段婚姻留在她的历史里。
那个年代的结婚登记书都印有毛主席语录，如：“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
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一切都是服从。她是服从上级还是服从命运？
她和男人从婚姻登记处出来后，就去商店买了一斤水果糖和二两茶叶。
那天劳改队的管教干事参加了他们的婚礼，他为自己能成全一对婚姻而满足着。
那天也来了许多邻居，都是劳改队的家属。男人不断地给大家发喜糖倒茶水，看得
出他非常高兴。他不是一个油嘴滑舌的人，他的话不多，只是反反复复地说：“感
谢政府，感谢党，给了我一个好媳妇。”
讲起这些，瓦莉娅的目光不再直视我了。我知道，她的内心一直在躲避。许多
年过去了，她不停地去努力忘记过去，可是，这是一段永远抹不去的磁带，只要回
放，将引发她内心的阵阵痉挛。那是一种被羞辱、被泼满污水、被众人践踏过的感
觉。
他们在一间低矮破旧的房子里成了家。两个劳改犯，就像两个“跑腿的”，都
是光杆儿司令，所谓的家什么都没有。男人只有一堆又破又脏的衣服，一股怪味直
呛鼻子，为此瓦莉娅缝洗了好几天，才把他收拾得干净了些。
瓦莉娅不可能去想白色的婚纱，梦早就破碎了。结婚没有改变她什么，她只是
在一天天同样的日子里活着。
她极不情愿地承认自己是那男人的妻子——他们几乎没有什么交流，在那样的
环境中，他们是暴露着的。男人也许知道瓦莉娅想什么，要什么——她脸上不经意
地露出微笑，定了格的微笑，她的思维已经抛弃了躯体。她是遗失在山坳里的城堡，
破碎的墙体和断柱，带着诱惑和神秘，破旧不堪。
流浪汉独自生活的艰辛，触及了瓦莉娅内心深处最柔软的地方，她开始承担家
里的许多事。女人容易徘徊，却不轻易放弃。她逃避不了现实，同一个屋檐下的日
子她无法推却。做饭洗衣打理家务成了她主要事。
白天瓦莉娅下地干活。收工时候，她的男人却要去上班。好像轮流站岗，偶尔
打个照面，他们只是简单打个招呼：“回来了。”
“嗯。”
“饭在锅里。”
“知道了。”
一切都是公式化。这让瓦莉娅心静。没人打扰她，她还如同一个人那样生活。
“他是你丈夫，他会需要你吗？”我问。
“那个人常常半夜跑回家，但不敢呆长，怕管教发现。”
她提到丈夫时，总是说“那个人”。
刚去那里的时候，麻脸男人主动地借她脸盆，主动地帮助她，不断地讨好，不
久就有了这样的婚姻。丈夫只是一个标志。现在，她可以回哈尔滨了。但是，为什
么没回去？
她没能马上回家看望妈妈，劳改队还没有批准，她还需要耐心地等待。
“结婚了，怎么还不能回去？”我问。
“上面没批下来。”她说。
回家要报告当地的派出所。劳改犯被称作历史的垃圾，社会败类，每个环节都
不能放松。这是阶级斗争态度问题，是革命不革命的问题。像她这样刑满释放，在
当地安家落户的“二劳改”，只能听凭上面安排，没有资格计较。
转眼，播种的季节过去了，仍然没有一点准假回家的消息。
瓦莉娅的身体却有了变化，她的腹部逐渐隆起。周围的人都好奇地大叫着：
“哎呀！老白菜开花了！”
怎么可能呢？瓦莉娅心里比谁都明白。
腹部在快速地增大，人却越来越瘦，厌食、无力气，瓦莉娅知道自己是病了，
去了几次村镇卫生所，大夫皱皱眉头，说不出什么原因。过了些日子，瓦莉娅觉得
走路都吃力了，就对那个男人说：“到城里的大医院去看吧。”
男人又赶着毛驴车，陪瓦莉娅去了县城。来来去去跑了3 次，终于确诊：急性
肝炎肝腹水。并嘱咐家属做好后事准备。
男人怕被染上，吓得跑到外面住了。
瓦莉娅一个人躺在炕上，昏昏沉沉。邻居每天都来给她送饭，她没力气睁开眼。
过了两个月，那个男人眼看瓦莉娅的肚子越来越大，他不肯伺候，就到队里要求，
把瓦莉娅送回家去。
瓦莉娅知道自己病得很重，就要离开人世了。在见到上帝之前，她祈祷着，祈
祷在临死前能见到妈妈。
可她已经不能走了。1977年1 月7 日，瓦莉娅被一副担架抬着，在车上颠簸着，
被送往妈妈家。回家的心情像飞翔一样快乐。她想：就是明天离开人世，我都快乐。
因为我自由了，能够见到妈妈了。
瓦莉娅被抬回了家。妈妈惊慌地看着已经不成样子的女儿，躺在担架上的瓦莉
娅低哑微弱地对妈妈说：“妈妈，我回来了，我最多能活两个月。”
妈妈望着自己的女儿痛哭，“瓦莉娅，我等了你十二年，你怎么会扔下我……”
妈妈伤心着。她在这十二年孤独地守望。她不懂汉语，能和她交流的人很少。
她艰难地过着日子，就是为了等女儿回来。
男人把瓦莉娅送回家，一刻不停地赶回了农场。也许他觉得自己很倒霉，刚娶
的媳妇就病成这副样子；他怕搭上自己的钱和自己的命。总之，他把她送回哈尔滨，
也就不管不问了。
如今提到那个男人，瓦莉娅谅解地说：“两个人没什么感情，他也只能这样做
了。他脾气很好，从来不欺负我。”
“他没再来吗？”我问。
“听说我的病好了，听说我在哈尔滨能教书挣钱了，他又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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