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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莉娅能够走出家门已经是1977年的初夏。她被窗外崭新的绿色吸引，眯起眼
睛，有些不习惯地在阳光下眺望。她有了微妙的变化，犯人的刻板、警觉和回避正
渐渐消失，留下大难不死的世故，坦然，漫不经心。

    她的内心仍然敏感、焦虑、多疑。只是她学会了掩饰。那时，她的笑容有些生
硬。亲人，朋友都相继离她而去——听说王维嘉的太太在她出狱前一年离开了人世，
可是王维嘉没有等瓦莉娅回来，不久便娶了一个女教师——瓦莉娅匆匆的脚步，仍
然没能撵上他。

    当时她大病初愈，独自去了一次秋林公司。正排着队买大列巴面包，有人回头
看了她一眼，然后转过头去，很快又转过头来，接着就招呼她“瓦莉娅”。瓦莉娅
有些懵了，她看见了王维嘉！他向她摆手，示意她站到他前边来。

    瓦莉娅差点掉下泪来。她委屈、兴奋，还是因为孤独得很久，终于有个亲人一
样的朋友可以说话？

    王维嘉用压得很低的俄语一连串地问：“你怎么矮了这么多？什么时候回来的？
这十几年你是怎么过来的？”

    “你好吗？”瓦莉娅没有回答他的问话，她闻到了他身上那多年前就熟悉的气
息。

    王维嘉抱歉地告诉瓦莉娅，他已经重新组织了家庭。

    “父亲和继母年龄大了，他们需要人照顾。”他说。

    瓦莉娅点点头，一直望着前方排队的人，似乎很急。她的内心乱了。能怨谁呢？
这都是命。她努力地微笑，尽量使自己的微笑变得自然柔和一点，尽量不让泪水淌
在面颊上。这微笑一定让王维嘉心痛。在雷鸣电闪的日子，瓦莉娅失踪了，突然失
踪。这让王维嘉痛不欲生。他不知道怎样度过没有瓦莉娅的日子。

    等到十年后瓦莉娅回来，他却不能拥有她。

    他随着瓦莉娅回家。见到瓦莉娅的妈妈，王维嘉跪了下来，像孩子一样哭着说
：“妈妈，我对不起瓦莉娅。”

    王维嘉就这样走了。瓦莉娅永远不能忘记在那个瓢泼大雨的傍晚，王维嘉给她
买了牙膏和牙刷，然后他们若无其事地分了手，那个傍晚成了他们缘分的尽头。

    不止是王维嘉。三十多年来，托里亚、米拉和伊万，她亲爱的爸爸和两个弟弟，
那些使用俄罗斯语言、蘸马哈鱼籽酱、吃黄油烤面包的朋友们，都纷纷地告别了瓦
莉娅。

    哈尔滨的黄昏带着隐隐的失落走进了夜晚。

    我问：“那后来，你有没有再成个家？”

    “不想了，没有要求。”瓦莉娅说，“那时有不少人来求婚。妈妈拿着拐杖冲
来人喊，谁再来我就打谁！”

    那一年，瓦莉娅54岁了。

    中国大地开始回暖。

    中国的大门刚有些松动，米拉的信函就急匆匆地赶到。米拉知道了瓦莉娅曾被
投进监狱，非常关心。信里夹着一百元美金。从那时起，米拉每年给瓦莉娅寄钱和
物品。米拉去世后，米拉的丈夫仍然按时给瓦莉娅寄包裹。瓦莉娅给他去了一信，
告诉他不要再寄了。米拉丈夫来信说：“米拉走时告诉我，你是她唯一的妹妹，要
我一定照顾好你。”

    1977年，人们相传要恢复高考了，关闭了十年的高校大门，就要重新开启！在
一个黄昏的日子里，邻居领着孩子来到瓦莉娅的家，请她辅导俄语。以后的几个星
期里，又有一些学生来找瓦莉娅，有的来学英语，也有的是学日语的。学生们的年
龄差距很大，最大的已经30多岁。他们对瓦莉娅十分敬重。

    为辅导外语的事，瓦莉娅特意去派出所汇报，表示分文不收，她愿为社会做些
有意义的事情。她是真心想把自己所有的知识给予别人。

    派出所的同志对她的表现非常赞许，并说：“瓦莉娅，你和你的母亲需要生活，
可以收些费用。这是你的劳动，通过劳动来养活自己是件光荣的事。”

    瓦莉娅听惯了训斥和批判，这样的鼓励和肯定让她十分珍重。她开始自己编写
教材。她没有教学参考资料，只能凭着记忆，回忆小时候学外语的过程，一句句、
一段段琢磨，把它们写下来，然后誊在练习本上，然后一本本地抄。上课时，她学
生的手里都有一本外文“教科书”。

    荒芜了十几年教育，那些刚刚成长起来的孩子们对外语充满好奇。瓦莉娅的学
生认真可爱，他们给她带来快乐，带来另一个天地，也带来尊严和自信。

    学生们围坐在那个椭圆形的大拉桌旁，兴致勃勃地听课，她不再是孤独的瓦莉
娅了。眼前这些单纯、明净、活泼的孩子，使她变得更柔和亲切，获得了做母亲的
幸福。

    她的学生里有位很特殊的同学，不考大学，不想做什么，学俄语只是为了一个
缘分。

    他叫胡天，俄文名字是阿寥沙。

    胡天家住马家沟平工街一间老式俄罗斯民房。马家沟是白俄群居的街区。他没
进过俄国学校，但俄语口语很好。他和俄国人交往密切。但因为两国关系恶化，这
块土地上不能让俄侨呆得太久，他们陆续离开了中国。后来，曾有朋友想带他一起
去澳大利亚。

    他爸爸坚决反对他和俄国人交往，怕那些俄国人把他的儿子带到很远的地方。
他竟然去“爱国主义运动委员会”告发了自己的儿子。于是在1975年的一个深夜，
胡天被公安局的人带走了。那一年他27岁，是哈尔滨机联机械厂的车工。随后，他
家被风卷残云地搜查了一遍。胡天收藏的俄罗斯工艺品，瞬间被一扫而光。糊涂的
爸爸这才明白自己做了一件蠢事。但一切都晚了，儿子成了“苏修特务”，一关就
是九个月。

    胡天走进瓦莉娅家是1977年冬天。他先学习俄语，后来学英语。他没有任何目
的，只是对外语有一种莫明的喜欢。那时，在哈尔滨这样的人不少，有的人家在家
里交流时使用俄语。他们觉得这是一种文明，不想放弃过去俄罗斯式的生活，他们
已经习惯了，或者这种生活使他们有别于其他人。生活中的人们，有时不知自己处
在怎样的境地更好，极力排斥同类，或想使自己变成另类，或者尽量趋同，隐藏自
己。

    就在那时胡天认识了他的太太赵女士。

    赵女士这时就坐在我的对面，是在她的家里。她不是那种花枝招展的女人，美
丽而安静。她的丈夫胡天已经患脑溢血去世一年多了。

    她轻声轻语：“阿寥沙非常想出国看看。他喜欢打猎、钓鱼、滑雪，喜欢唱歌、
喜欢艺术，性格奔放、豪爽幽默，待人彬彬有礼。在‘文革’最乱的时候，他嘴上
总是挂着‘您好’、‘再见’等礼貌用语。”

    赵女士说：“我真后悔，当初不该阻止他去澳大利亚。他那么想出去看看。”
她的话，大概是说给昊永昌听的吧。她现在和女儿在一起。女儿在一所大学里读书，
学的是装潢艺术设计，周五才能回来。她自己每天面对的是胡天过去的影子。桌上
摆着俄式茶炊，靠窗处的书柜上有一件黄铜俄式汤盆，上面刻着涡卷式花纹。还有
六弦琴，过去它常常伴随男主人唱《喀秋莎》、《山楂树》、《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每到黄昏，六弦琴的旋律似乎就会无声地响起。它等待着男主人和它一起歌唱。

    还有许多俄罗斯工艺品，在胡天活着的时候，会一件一件地摆弄着它们。现在
它们都成了主人的纪念。

    那天，我在瓦莉娅家，赵女士随后也来了。她笑了笑，就像在自己家一样走进
瓦莉娅的卧室，看看有没有要换洗的衣服。临走的时候，她对瓦莉娅说：“妈妈，
电费还没交吧？什么时候交，告诉我一声。”

    她是随丈夫这样称呼瓦莉娅的。刚谈恋爱时，胡天经常带她到瓦莉娅的家，瓦
莉娅非常希望他们能够结成夫妇。瓦莉娅说：“胡天是个很好的人，我是怕小赵嫌
弃他，因为那时还没给他平反呢。都32岁了，我替他着急。”瓦莉娅像孩子一样地
笑了笑，“我喜欢给年轻人介绍对象。”

    他们像自家人一样走动。当时那些常去东正教堂、哈尔滨市最后的“莫希干”
也经常到胡天家做客，他的妻子会给他们做一桌香喷喷的菜肴，让他们好好喝一顿。
他们一起去教堂，去俄侨墓地。

    有很多年，胡天一直照顾一位多病的老俄侨。他是个盲人，一只胳膊截肢，孤
独生活在哈尔滨。生活上的事都由胡天料理，直到国外的亲属把老人接走。胡天总
是默默地做好事，常嘱咐妻子：“要多关照瓦莉娅。”

    关心老俄侨成了胡天的生活重点。赵女士说：“去年美国洛杉矶来了一个电话，
是老哈尔滨的犹太人阿布拉姆打听胡天的消息。他不知道胡天不在了，知道胡天已
经过世，他很难过，之后就再也没有音讯了。”

    再过十年或二十年，有着手足之情的中俄朋友们相继不在的时候，这样的故事
是否还能延续下去？

    1991年，一些健在的老白俄，从澳大利亚来到“故乡”哈尔滨，爱讲神秘故事
的阔利亚也来了。回去时，他专门带了几条“老巴夺”烟厂的香烟。“老巴夺”烟
厂是1902年两个从莫斯科来的波兰籍犹太兄弟创办的，30年代的时候，被英国烟草
公司控制，解放后改名为哈尔滨卷烟厂。现在，它又恢复了老牌号。阔利亚回到澳
大利亚，给那些曾在哈尔滨生活过的人送去老巴夺香烟时，很多老人拿起香烟，放
到鼻子前闻一闻，“太熟悉了”，说着两行老泪就落了下来。

    那天，赵女士和女儿路过她们家原来住的地方。那里一片片的俄罗斯民房早被
一座座火柴盒样的大楼代替了。她们还记得自己家的大院子，院子里种满了芍药、
扁珠莲和黄太平果树。春天的时候，满院子的粉色、白色和黄色，还有植物的香味，
很诱人。搬迁时，许多人惋惜地将那一束束花连根带走，移植到别的地方。它们的
美丽就这样延续了下去。窗前有两棵老榆树，它们还在原地守望，守望着一代代人
在眼前走过、消失，然后又有新的面孔出现。现在它们变粗了，也茂盛了，一个人
搂不过来。女儿扬起头，望着它说：“妈妈，树上那个铁丝扣，还是爸爸拴晾衣绳
时留下的。”

    他走了，痕迹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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