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当然，与这些小小的不适应相比，初到新疆的我们，感受更深的是同志们的热
情关怀。自治区文联的同事、作家前来看望，帮我们整理行李物品。文联的同志还
为我们两个儿子找好了幼儿园——自治区妇联幼儿园。王蒙很快到《新疆文学》编
辑部上班，立即适应了工作。

    关于我的工作，出了一点麻烦，因为人们想当然地认为我是教语文的，所以就
为我安排了教授语文的岗位。其实，我是物理教师，而当时似乎乌鲁木齐的中学不
缺少物理教师。最后，有关部门与我商量，让我到市三中去教地理，并打趣说，反
正物理地理都有一个“理”字。于是，我当了三个月的地理教员。

    多一双眼

    一些外国朋友不理解王蒙怎么可能在那种条件下在新疆一口气生活了16年，没
有发疯，也没有自杀。他们询问王蒙16年做了些什么，言外之意那么长时间，生活
将是怎样地空虚和痛苦。王蒙半开玩笑地说：“我是读维吾尔语的博士后啊，两年
预科，五年本科，三年硕士研究生，三年博士研究生，再有三年博士后，不是整整
16年吗？”

    在我们启程去新疆前以及刚到新疆时，王蒙一直对我说：“要深入生活，要跟
少数民族打成一片，要真正地了解、熟悉他们，就得把语言学会。懂了语言，才可
能比常人多一扇窗户，多一对眼睛，多一副耳朵……”在新疆，他努力兑现自己的
承诺。当他可以做翻译、读维文原版小说及用维语与新疆各阶层人士对答如流地交
谈的时候，许多汉族同志不禁提出一个共同的问题：“你怎么学得这么快？这是天
赋吧，我们怎么不行？”依我看，王蒙固然有些语言天赋，但关键还是刻苦。他是
无时不学，无处不学。那时没有什么广播教学和教材，凡是生活中能听到的，看见
的，他就去学。在维族地区，无论男女老幼，都可以成为他的老师。房东大娘的外
孙女拉依赫曼，当时只有八九岁，就是王蒙的“小老师”。拉依赫曼口齿特别清楚，
发音标准，她认真负责而又当仁不让地担负起给王蒙教授维吾尔语的职责，一遍遍
耐心地、不厌其烦地做示范，为王蒙校正发音和语调。王蒙每天就寝前，总要反复
背诵数十个单词，他说这样记得牢。时常，夜深人静，他在梦话中连连高声喊着一
个单词，吓得我直哆嗦。我从睡梦中被他惊醒，于是彻夜无眠。

    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要求熟记“老三篇”和“语录”，王蒙干脆诵读维
吾尔文的“红宝书”，既符合上级要求，又学会了维语。

    有一次他用维语大声朗诵《纪念白求恩》，竟招来一位维吾尔老太太旁听。老
太太甚至说，她原以为是广播电台的维吾尔播音员在朗诵哩。

    王蒙主张学了维语就要用，并开玩笑说，他学到了八个单词，可以发挥十个单
词的作用。一年以后，他给大队干部做翻译，已经可以达到同步翻译的地步，人家
一边说，他一边译，同时理顺语法，弄清重点，人家说完他也正好译完。后来他回
到新疆自治区文联工作，一些维吾尔族同志开会发言，还都愿意找他当翻译，说王
蒙的翻译能帮助他们发言成功，使他们的意图得到更好的表达，更易于被汉族同志
所接受。1984年，王蒙访问前苏联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首都塔什干。

    乌语与维语，用王蒙的话说，就像天津话与北京话一样地接近，所以他能用维
语与当地人士直接交谈，乃至在接受电视采访时也直接用维吾尔语回答问题。当地
一位导游用英语对王蒙说：“我从未想到过一个外国人可以如此熟练地讲我们民族
的语言！”王蒙对此得意极了。

    王蒙也十分热衷于炫耀自己的维吾尔语口语，一遇机会就爱讲。

    回到北京以后，说维语的机会少了，他无论在马路上或是商店里，只要遇到维
族同志，便马上凑过去说几句维语，好似过了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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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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