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节：我给萧三当秘书(7)

　　到了晚年他思想变得更加单纯，人世间的虚荣浮华、名利升迁、蝇营狗苟之
事离他更加遥远了。他一心“要把失去的时间找回来”，脑子里除了工作就是学
习。那些年, 他带病修改再版了《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主编了《革命烈士诗抄
续集》, 修改、撰写了数十万字的诗歌、文章。

　　晚年，他经受着严重疾病的折磨，但仍然一如既往地向周围的人们伸出热情
的援助之手，一如既往地关心与体恤别人。他亲自接待来访、亲自回复来信、亲
自为许多集邮爱好者签名留念；给我小儿子买“儿童节”的礼物、给我寄来治疗
眼睛方法的剪报。有一次，我陪他去看病，本来是小事一桩，事后他却来信说：
“一万个抱歉！我没有叫车子送你回家。你，一个伤风很重（的人），挣扎着为
我办事，而我的脑子竟那么迟钝，不给你一点方便。我太自私了！回到家里耶娃
为此重重地责备了我，我才觉悟；我惭愧、悔恨到无地自容！万望你原谅我呀！
……”（1978年8 月11日来信）

　　一对在冤狱中度过七年、被毒蝎蜇伤了的夫妇，一个被长期熬煎严重损害了
健康的病人，一个每月只拿着几十元生活费的“穷家庭”，哪里会有钱去雇车？
心地善良、可敬可爱又可怜的老人啊，谁不帮助你们，天地不容！

　　晚年的萧三心智更加纯粹、精神更加高尚、胸襟更加坦白。他丝毫不掩饰以
往的过失、缺点与不足。而有些东西，他不说别人并不在意或者是别人根本无法
知道的。由此可见他的坦率与诚实。例如：他说多年来《国际歌》的译者没有署
上“陈乔年”的名字是自己不对，他“对不起死去的乔年”。事实上，在东大时，
《国际歌》的主要译者是萧、陈二人，后来国内流传的文字主要是1939年之后，
经萧三多次修改后的版本。此后在许多报章杂志上的“译者”只刊有“萧三”，
而没有“陈乔年”的字样，照理说无可厚非。到了“文革”时期，情况更乱，不
仅经常没有译者名字，就连译文也“根据需要”做了“改动”，而这个“改动”
的根本，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就是为了去掉“萧三”这两个字……几十年后，这
件事竟成了他的一块心病。说“多年来《国际歌》

　　1978年8 月11日，萧三给作者的信

　　的译者没有署上‘陈乔年’的名字”，是自己的错。无论如何，“他最初还
是参加了翻译的。署上他的名字，也有纪念他的意思，这样才好。”短短的几句
话，体现出他对同志、战友、先烈们的深厚感情。

　　1926年，萧三在上海参加了工人三次武装暴动的筹备工作，到过一些工厂，
在此期间他酝酿并撰写了《三个（上海的）摇篮曲》、《南京路上》、《血书》
等著名诗篇。晚年时，他对我说：“当炮火连天，打得十分激烈时，自己不能像
周恩来等人那样勇敢，不敢出来，有恐惧思想，怕死。可耻啊！”这种真诚地公
开灵魂深处秘密的做法，更加深了我对老人的尊敬。

　　他还主动地和我讲起自己的私生活。说他和一位女士私下有多年同居关系，
“文革”里她受到牵连，挨斗并被发配到了外地，他很对不住她，她的儿子来找
过他，当时自己还没“解放”，不知道该怎么帮她。讲到这里，他的眼睛蒙上一
层阴暗，语调里充满内疚，十分沉重。但事实上，据说那位女士并非或“并非完
全”是受了他的牵连，可能主要是因为另外一个男人——俄国大使馆的官员。这
点萧三一直不知道，把错全往自己身上揽，足见其心地之善良。

　　　　　　　　　　　

下一章　回目录